在柬埔寨，有一个曾经令人闻声变色的人物，他就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其人，乃是毛氏思想的的绝对崇拜者。在中国，毛泽东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夺取政权之后，又围绕消灭私有制开展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的思想，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其个人梦想担当国际共产运动领袖的欲望不断膨胀，毛泽东开始不遗余力的进行所谓的输出革命，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白眼狼和酒囊饭袋，唯独波尔布特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造成了柬埔寨非正常死亡200万人之多，人口骤减1/3，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恐怖巅狂。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革；在残暴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和日本；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世界纪录。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步毛泽东的后尘，甚至全面超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而未能做到的事，他在柬埔寨都敢付诸实践，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波尔布特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他对毛泽东讲：“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於人民战争的着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对於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波尔布特在中国的3个月朝圣令其大受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效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该年波尔布特再次访华，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赤柬中央军区仅有4个警卫战士，到1969年底也只有3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完全得益於中方的大力扶持。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同样紧跟毛泽东。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伟大领袖”，听取指示。毛泽东对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讲：“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对毛泽东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泽东说“城市太大了不好”，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但柬埔寨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著作能说明或解释它，只能说这是向人性的底线挑战，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华侨是柬埔寨人口中的一个重要部份。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柬埔寨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到1920、1930年代和二战后，先后出现了3次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高潮，特别是在二战后的1946年到1949年期间，柬埔寨的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政权建立前夕，柬埔寨的华侨已达60万之众。在柬埔寨的华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大多在经济上都比较富裕。
1975年4月17日，以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国家政权，此后的3年零8个月中，柬埔寨人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当时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都划入“资产阶级”阵营，红色高棉甚至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华人、华侨进行“红色恐怖”，很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如1974年4月28日发生的著名 “橘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人开进橘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拘捕煽动华人回中国的嫌疑分子，严刑拷打，折磨至死。
经历了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柬埔寨华人数量迅速下降到30万左右。在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大陆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两种，即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下去，或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在柬华人因此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大陆民间思想家刘文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访柬时认识的一位华侨导游蔡先生的控诉。蔡先生回忆说，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金边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该市，他们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敌不过士兵的逼迫，4天之内200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几昼夜间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许多人死于颠沛流离的途中，幸存者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先生一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先生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泽东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有一次，蔡先生的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拚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色高棉枪毙了好几个。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就这样，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这些被抛弃的孤儿哪里知道，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祖国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与置他们于死地的高棉革命一样，矛头也是指向“党内外阶级敌人”的，即便他们身在祖国，也一样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难逃同样的厄运。正当柬埔寨华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毛泽东却在会见波尔布特时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这首歌，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悲惨命运。
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大陆为摆脱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困境，从1970年代被迫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甚至要求越南与自己保持同一立场。在对越交往中时时表现出的大党、大国主义倾向，日益引起越南的反感，越南转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红色高棉就成为中国大陆对付苏、越的一个棋子，这和现在利用朝鲜对付美国类似。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开始其在柬埔寨的血腥统治；5月1日就然入侵越南的富国岛与寿初岛，烧、杀、奸、抢，无恶不作；1977年4月和9月，两次入侵越南安江省，打死打伤2万多越南平民，并拒绝与越南谈判；1978年4月18日，入侵越南知尊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百春大屠杀，百春3177名人口，只有2人侥幸藏了起来生还。1978年12月25日，忍无可忍的越南向红色高棉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与波尔布特思想路线相左的柬埔寨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洪森（时任柬军师长，现任柬埔寨国首相）也在越南支持下打回柬埔寨；1979年1月7日，只用了二周时间即攻克金边，洪森夺取了政权，波尔布特政权垮台了。
于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1979年2月17日，中国大陆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为东线兵团；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从广西和云南方向大举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此后，中越双方开始了长达10年的老山、法卡山边境战争。1999年12月30日，中国与越南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时至今日，许多参战退伍老兵下岗失业，每人每月60元生活费，温饱难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保险金无人缴纳；1984年4月28日，云南省嵩明县的赵占英战死在老山前线，母亲因为没有路费20年后才得以前往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园给儿子扫墓；她靠当地民政部门每月28元度日，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和一碓棉花套子，别无所有。
1月7日，越军解放金边的这一天，成为柬埔寨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假日：“大屠杀逾越日”。30年后的1月7日，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聚集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作出的重大牺牲，及时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而在中越战争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姜瑜哑口无言。红色高棉是中国大陆一手扶植和指挥的一个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其组织经费、人员培训、武器、弹药、服装、粮食、药品等一概由中国大陆提供，柬共头子波尔布特是毛泽东得意门生。红色高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功劳”，至少有中国大陆一半的贡献；中国大陆不但给予红色高棉以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还有军事援助，但由于这个邪恶极端政权的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被自己内部将领洪森反戈一击，结束了人类史上最惨不忍睹的血腥一幕。
纵观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发动的对外战争，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与昔日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大打出手，一言以蔽之：助纣为虐、损人害己、自取其辱。现在，金家封建王朝在朝鲜的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中国大陆却对其百般呵护，和当年呵护红色高棉同出一辙。前车之鉴，当引起深思。
via 毛泽东和红色高棉同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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