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昆士兰大学知道，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重要的问题。这所大学20%的收入来自于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留学生市场明天干涸了，因为中国的极权政府决定说：“嗯，你们的大学在政治上太敏感了，我们将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学。”如果这个市场一夜之间消失，大学将会破产。所以，当中共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命令说：“跳一个！”大学副校长只会问：“跳多高？”
为什么柏乐志，一位20岁的大学生，因为和平地抗议他所在的澳大利亚大学，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面临开除？（大纪元合成）
“这根本不是笔的问题。这是关于我威胁了昆士兰大学未来的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的问题，因为我在校园里，对中共政府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而中共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异议，即使是在外国，即使是在外国的校园里。”柏乐志（Drew Pavlou）说。
在本次节目中，我们同柏乐志坐到一起，他是昆士兰大学代表本科学生的议员。
柏乐志：“……如果看一下这份186页的开除文件，看看他们要把我开除的指控都是什么，其中包括了一些可笑的琐事。例如，我曾在校园的一家商店里用一支笔，写了一点东西，然后我把这支笔放回架子上，没有付钱，之后离开了商店。这就是昆士兰大学在试图开除我时，对我提出的严重指控之一。”
为什么柏乐志，一位20岁的大学生，因为和平地抗议他所在的澳大利亚大学，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面临开除？为什么柏乐志和他的律师，将最近的一次大学纪律委员会听证会，描述为“袋鼠法庭”？还有，是什么使他因为宣扬人权，而面临诽谤和接到死亡威胁之后，仍然继续前行？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柏乐志，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柏乐志：非常感谢，杨！
杨杰凯：柏乐志，对你来说现在都快半夜了，这些天以来你的工作日都很长，所以我很感谢，你能挤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
柏乐志：没问题，我很高兴能接受你的采访。
杨杰凯：你的处境很不寻常。一方面，你因为批评中共人权问题和呼吁关闭孔子学院，而当选为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学生参议员。而现在，这所大学已经汇编了一份180多页的文件，来解释为什么你应该被开除。就在几天前，你刚刚参加了一个听证会。柏乐志，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揭中共侵犯人权的罪行
柏乐志：我领导了昆士兰大学去年7月份的首次抗议，这个抗议基本上就是呼吁我所在的大学剥离与中共的关系，以及关闭孔子学院。因为中共政府在香港，犯下了如此可怕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还有针对西藏、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等，都有可怕的人权侵犯。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呼吁我们的大学，切断与这个独裁政权的联系，直到这些侵犯人权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是一次和平的静坐。我们追求的目标可能具有颠覆性，但我们追求目标的方式总是是平和的。我们在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天——7月24日的校园集市日——举行了一次和平的静坐集会。结果中共政府的支持者，以暴力回应我们。我想他们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
如果你看看那天发生的情景，当时我正静坐着领导一场和平抗议，结果来了一些30多岁的男人，他们戴着墨镜和面罩，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一名男子对着耳机讲话，显然他是试图进行某种协调，以期用暴力破坏我们的集会。
中领馆统一协调暴力恐吓
我支持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人都不是学生。这些在那天袭击我们的人，实际上是中共驻布里斯班领事馆特别派来扰乱我们的校园抗议活动的，他们试图压制我们的言论自由，用暴力恐吓和欺压我们，迫使我们屈服。
我认为，这是中共驻布里斯班领事馆统一协调的行动，针对那些在澳大利亚进行示威、抗议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大学生，实施暴力袭击的行为。
那真是很不平凡的一天。我的后脑杓被打了一拳，我的后背也被打了一拳；其他学生也被冲撞摔在地上；还有一些香港学生竟然被咬伤；一位保安人员也被其中一个人咬了。他们的身份从未被认定是学生；他们也从未受到警方指控；他们似乎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可能会认为，（昆士兰）大学对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的反应，应该是捍卫我们的言论的自由和表达的权利，谴责中共政府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但事实上有文件显示，在暴力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学校就以文件的形式，向中共领事馆发送了电子邮件，以供其审查和评估。
当时大学正在准备他们的公开声明，却先将之送到了中共领事馆进行审查，然后在获得中共领事馆的许可后，才发表（那些）声明。该大学与中共领事馆协商，自己对该抗议事件的公开回应，并与中共领事馆密切协调行动，打压我和其他支持香港方面的学生。
第二天，中共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徐杰发表了一份声明，基本上就是把那些暴力攻击了我们的中国“学生”称赞为是爱国。他还谴责此次抗议的组织者是分裂份子。我在之前一天被《环球时报》点名为抗议组织者，所以他给我贴上了分裂份子的标签。众所周知，这对中共政府来说，是可能犯下的最高罪行之一。在中国，这是可以被执行死刑的。
因此，当我被贴上分裂份子的标签时，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几乎就是中共政府对我进行了宣判，鼓励人们攻击我，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威胁我。我已经收到了数以百计的死亡威胁，我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些威胁。
昆大聘中共总领事徐杰为名誉教授
令人瞩目的事实是，中共总领事徐杰不仅仅是一位外交官。昆士兰大学，我的大学，在这次暴力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还任命他为该大学名誉教授，他被任命为教员。昆士兰大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名中共政府现任官员担任该校教职，所以，这就成了该校的一位教授，鼓励针对我和其他学生进行暴力攻击，并赞扬这种攻击是爱国行为。
昆士兰大学有没有说过徐杰的事？他们事后追查过他吗？他们有没有试图开除他的教职，因为他支持暴力攻击，那些只是想和平表达他们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意见的学生？昆士兰大学从未谴责过徐杰，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免职。直到11个月后的今天，他仍然安然坐在昆士兰大学的职位上。徐杰支持暴力袭击学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我自己只是一个大学生，非常尖锐地批评了昆士兰大学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昆士兰大学现在已经聘请了两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准备一份186页的开除我的档案，而且，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一些材料长达60—70页，说明开除我的理由。除雇佣两家律师事务所花费数十万美元之外，他们还招聘了公关危机处理团队。
为什么他们不放弃这个案子呢？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试图安抚北京的主人。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这个案子？你没必要把这几十万美元，花在这荒谬的疯狂的仇视上面。这些钱是纳税人的钱，是学生的学费，他们却用这些钱，镇压一名澳大利亚学生，这名学生只是在校园里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中共政府的观点。
徐杰鼓励人们发死亡威胁
我想，徐杰支持对我进行暴力袭击，并鼓励人们对我发出死亡威胁，我把他告上法庭并寻求保护令后，他也向大学进行了投诉。我想要把他告上法庭，请求法庭保护令，只是为了让我能在布里斯班的自己的家里更安全。他可能因此向学校投诉了。
他可能会对学校说：“你们能否持续吸引来自中国的学生，可能将取决于你们针对抗议学生的打压，以确保他不再让我们难堪。”我认为总领事已经给学校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想让中国留学生，将来继续在昆士兰大学学习，你必须确保校园不再有批评中共政府的声音，不再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方。”
我觉得，昆士兰大学知道，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重要的问题。这所大学20%的收入来自于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留学生市场明天干涸了，因为中国的极权政府决定说：“嗯，你们的大学在政治上太敏感了，我们将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学。”如果这个市场一夜之间消失，大学将会破产。所以，当中共驻布里斯班总领事命令说：“跳一个！”大学副校长只会问：“跳多高？”
事实上，在上周，澳大利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公布了昆士兰大学检举者发布的一份文件，我们发现，副校长彼得．霍伊（Peter Hoj）实际上被支付了20万澳元，折合成美元的话大概就是13万美元。他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加上已经有的百万美元的薪水，部分原因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而深化了与中共的关系。当绩效说他“深化了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深化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为在中国，最终都是极权政府说了算。
昆大186页开除文件很可笑 实际影响数十亿美元收入
杨杰凯：这使我感到很震惊。我在《大纪元时报》工作时看到过很多的报导，我们关注报导中共的人权问题已经有20年了，所以我肯定看到过很多情况。而这个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讲真的是非常荒谬的。当然，该大学也表示说，他们完全不是出于政治动机。
柏乐志：好吧，那就看一下这份186页的开除文件，看看他们要把我开除的指控都是什么，其中包括了一些可笑的琐事。例如，我曾在校园的一家商店里用一支笔，写了点东西，然后我把这支笔放回架子上，没有付钱，之后离开了商店。这就是昆士兰大学，在试图开除我时对我提出的严重指控之一。
他们真的想让公众相信，我被昆士兰大学开除了，就是因为我在学校的商店里用了一支笔，写了一个注释，然后没有付钱，又把它放回了货架上，然后离开了商店。这支笔多少钱？也许80美分？我甚至没有偷它，我把它放回架子上，我只用它做了个注释。
这根本不是笔的问题。这是关于我威胁了昆士兰大学未来的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的问题，因为我在校园里，对中共政府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而中共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异议，即使是在外国，即使是在外国的校园里。这完全是一场闹剧。
杨杰凯：这很吸引人。现在与你交谈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因为从我所看到的，你有很多支持者是来自香港的学生。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现在，差不多24小时之前我们获悉，北京似乎要彻底破坏“一国两制”。你有没有听到来自这些香港学生的消息？
极权统治的权力不受任何制衡
柏乐志：是的，我和那边的很多香港人都有联系。我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多香港人的支持。我也完全支持他们。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有一天能去香港，虽然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可能不会被中共政府允许进入香港。
过去的24小时是不平凡的。这真的是“一国两制”的丧钟。我们都知道“一国两制”多年前就死了，但现在这是被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是习近平在企图一劳永逸地扼杀香港的民主。
这项所谓国安法，将允许中共政府派遣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到香港）追捕和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并将他们送往大陆酷刑折磨。它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它破坏了它作为一个自治城市的地位；它几乎完全听命于北京的帝国的控制，这就是一个殖民主义计划。
当我试图让澳大利亚人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我会请他们设身处地想像一下，想像自己是个普通的香港人，或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人，一个普通的西藏人，或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请澳大利亚人都反思一下，如果他们自己生活在一种（中共）国家安全部，可能在半夜随时来敲门的恐惧之中；因为一个社交媒体的帖子，你就可能会从地球上消失，或者被关到某个可怕的酷刑监狱里；你可能会因为在某个错误的人面前，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死去，也许这个错误的人，听到你说了一个关于中共政府的笑话——于是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你了。
试着设身处地想像一下，一个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感中的普通人，并思考一下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一种按捺不住的不公平感，如果你没有痛入心肺之感，那么我认为你就不配是个人，你没有良心，你没有强烈的公义感，如果你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无动于衷）：一个就像你和我一样的平凡的人，不得不旷日持久地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自己可能被折磨、消失，无辜地被谋杀，原因无非是他们生活在极权统治下，权力的行使从没有经过任何制衡。
杨杰凯：柏乐志，我不喜欢用这个词，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真的是“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你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你的案子恶化了吗？
中共统治非常残酷
柏乐志：我认为现在整个世界都意识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现实。我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自毛泽东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这个可怕的党所屠杀。但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在自欺欺人，甚至在天安门事件后还在说：“中国将实现自由化。”“中共将会改变。随着它们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市场开放，它将民主化。”但正如你所说，习近平基本上向世界展示了这个政权赤裸裸的现实。
人们有时会说：“嗯，中国在习近平之前，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事实上，在习近平之前，已经有人因为强制器官摘除而被处死，还有一些普通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全中国各地仍有可怕的劳改营和酷刑营，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压迫和迫害。习近平只是撕下了一点面具。他只是以一种更加赤裸裸的方式，展示了中共政府的残暴。对此，世界已经觉醒。
他在香港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了可怕的迫害，我认为这构成了种族灭绝，还有他对西藏的镇压，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围捕。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还试图掩盖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的疫情，我认为正是这一点，最终导致了传遍世界的可怕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世界正在真正觉醒并意识到这个政权的赤裸裸的现实。这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独裁政权。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认为其它国家应该服从于它的统治。它认为，汉族人必须统治中国，甚至是统治亚洲，因此你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受到压制，以及种族主义者对在中国的非洲人的迫害。
这是一个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它具有法西斯国家的一切特征。它看起来就像30年代的纳粹党。我们已经看到了集中营，我们已经看到了极权统治下会出现的焚书、酷刑、谋杀、失踪。这使它看起来就像30年代的纳粹德国。
案子现在进展如何？
杨杰凯：柏乐志，你的案子现在进展如何？
柏乐志：现在，当我录制这次采访的时候，已经快到周五午夜了。在周三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袋鼠法庭”*的听证会上离席了。我们离开了已经两天半了，差不多三天了。之后我们和学校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学校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否继续听审，他们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利于我的东西，或者我是否已经被开除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大学在做什么。已经快三天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译者注：袋鼠法庭或者袋鼠审判，英语：kangaroo court,kangaroo trial，是一个英文独有的名词，用于一些让人认为不公平的法庭审判或裁决。袋鼠法庭一词起源于19世纪美国，当时一些法官在偏远地区巡回办案，其收入来自办案数量甚至被告的罚金，因此将这种到处奔跑办案而不重视公正的法庭称为袋鼠法庭。——摘自维基百科）
杨杰凯：跟我讲讲你说的你“走出了非法法庭”时的情况，法庭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柏乐志：在我们走进听证会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家，而是两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代表。这所大学已经与一家享有盛誉的“铭德”国际律师事务所（MinterEllison）签订了合同。他们与MinterEllison法律事务所，签订了对我提起诉讼的合同。他们还与另一家著名的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克莱顿．乌茨”（Clayton Utz）签了合同。该事务所也从事国际诉讼业务。他们与“克莱顿．乌茨”签订了法律咨询合同。因此，有两家律师事务所被大学聘请参加听证会。
我的律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决定我是否应被开除的这个纪律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这所大学的雇员，当其成员都是由大学的受薪雇员组成时，我们怎么能指望得到独立的评判呢？昆士兰大学的律师和“铭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听证会前一天，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最终意见书，概述了昆士兰大学的官方意见，这就是给这个纪律委员会的正式指示：我应该被开除。事情就是这样的。
昆士兰大学还请来了这两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它们的费用非常昂贵。他们还让学校的雇员组成纪律委员会来开除我。
我的律师，安东尼．莫里斯（Anthony Morris）是一位皇家律师（Silk），他就像是女王的御用法律顾问（Queen’s Counsel–QC），在澳大利亚我们称它们为“丝绸”（Silk），就像是高级律师，是周围很好的律师中的最好的。我非常幸运，他能无偿地为我辩护，因为我付不起他本可能收取的1万美元。我才20岁。我很幸运能有全国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昆士兰大学请来了这些强大的、有权势的律师事务所来反对我，这些事务所的成堆的卷宗一起反对我，所以托尼以他的专业意见对我说：“在这里让这个听证过程合法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是被操纵的。”“这在程序上是不公平的。没有理由不离席，我们必须退席走出法庭。”
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我并不想通过与这种虚假的“袋鼠法庭”合作，来令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当。我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完全被操纵的程序呢？我不会给他们所渴望的和想要的合法性，因为这根本不值得。
吁取消孔子学院 入选昆大学生参议院
杨杰凯：现在，你仍然是一名大学学生会议员，对吗？
柏乐志：我来跟你这么说吧，坐在昆士兰大学的参议院里，和那些起草了反对我的开除档案的人在一起，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杨杰凯：整个事件真的是非常的引人入胜，而你实际上正是凭借呼吁取消孔子学院平台的问题，以相当大的优势当选的，而孔子学院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资金和地位的提供者。
柏乐志：是的，我被成数千学生推选为他们的代表。他们选择了我的竞选纲领，包括在一个非常基本的核心层面上，反对中共政府，反对中共政府侵犯人权，反对昆士兰大学与中共政府的联系。仅仅因为我代表了那些投票给我的学生，昆士兰大学现在正试图开除我。
甚至收到威胁将被关进监狱
他们并不只是开除我，他们最近甚至威胁要把我关进监狱。我们打算利用我起诉徐杰的法庭文件，我们认为这些文件与对我的辩护非常相关，因为这些文件证明了大学和中共领事之间的协调活动。我们打算在我的听证会上使用这些文件。
昆士兰大学指示“克莱顿．伍兹”的律师，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信，威胁要立即以公开蔑视法庭罪对我提起诉讼。在我的国家，这个罪行将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作为惩罚。
所以昆士兰大学实际上是威胁要起诉我并监禁我，以试图阻止我使用那些与我的辩护有关的文件。所以，是的，这绝对是一个试图压制校园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
杨杰凯：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基本上都说到过，尽管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很可怕，但它也可能会有一线希望。现在，我想把这一观点，也扩展到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即打破“一国两制”问题上。这个（一线希望）就是，除了昆士兰大学的学生之外，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也都开始觉醒并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孔，这相对于过去几年，可能是一个较新的现象。现在，你会对世界上的人们说些什么呢？他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噩梦般的奥威尔式社会
柏乐志：看，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运作了自纳粹大屠杀以来，从未见过的规模的集中营的政府。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像它这样“完美”的独裁政权，他们如此擅长于监控技术和控制网际网路，以至于他们几乎可以对人们生活的每一分钟的细节，行使全部和完全的权力。这就是会令我们经常做噩梦的奥威尔式社会。
对我来说，争取人权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是昆士兰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读到国际社会在卢安达种族灭绝、波斯尼亚穆斯林种族灭绝等问题上的不作为时，我总是被这么多国际领导人、政治商界领袖的懦弱所震惊。我总是试着向自己保证，当这种可怕的人权灾难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我决不会是那种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选择视而不见的懦弱的人。
如果你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受到尊重和有尊严，你就必须反对中国共产党，你就必须反对中共政府。中共政府很喜欢使用这句话：“这些是西方的价值观，人权是一种西方概念。”这种论调绝对是垃圾。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点，即所有人都拥有同等的价值和同等重要，因此都应该受到尊重并被有尊严的对待。他们应该免于被监禁、酷刑和谋杀。这是西方的理念吗？这是一个普世的理念。任何地方的人都不愿意无缘无故地遭受酷刑、谋杀、监禁。没有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这些是普世的理念。没有人愿意面对这种痛苦和压迫。
如果你相信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那就应该和中共政府斗争。想一想，当它运作集中营，当它迫害维吾尔人，当它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与这个政府进行交易是否符合道德。你能不能有一天看着你的孩子或孙子的眼睛说：我当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中共的集中营里有15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我知道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正在被中共政府压迫和屠杀，我知道中共政府在香港街头对学生进行了猛烈的打击，我知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在中国的修习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迫害……，如果你知道所有这些事情，而你却决定对此视而不见，你能正视你的孙子或你的孩子吗？你能在照镜子时看着自己吗？你晚上能睡得着吗？
我相信我们对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负有更多的责任。人权并不会止步于国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共）毫无理由地屠杀人民，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些人都是出生在另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对此不用关心。”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因为一个人不幸地出生在极权统治之下，他的生命就变得并不重要了。对此没有任何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这就是自私，很简单。我认为，面对道德危机，这就是一种懦弱，很简单。
这个时代的道德危机世界受中共威胁
这就是道德灾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危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如果你认为人的生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那就和中共政府抗争吧。问问你自己，你是否是通过与中共做生意，而与它的暴行串通一气。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关于抵制、撤资、制裁中共政府的运动。
杨杰凯：对于你的观点，基本上你所描述的所有这些情况在中国都有。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面临着（是否应该站出来的）这些道德问题。我听有人、事实上是我身边很近的一个人，把这种情况描述成：“然后到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了！”对吧？通过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因为也存在着这个策略是否适用的问题。
柏乐志：嗯，即使我们暂时把疫情问题放在一边，这个原则：“然后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敢站出来替我说话了。”这个原则确实适用，因为今天（遭到迫害的）是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普通的中国人，那么明天，将会是其他人。非洲各国人民将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国家被债务外交所殖民。澳大利亚将会是下一个，东南亚将会是下一个，欧洲将会是下一个。
整个世界最终都会受到这个极权独裁的威胁，因为它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极权独裁政权。它相信积极的扩张，它认为其它国家应该处于从属地位，我们最终会因为这个政府而受苦。
丘吉尔有句名言：“绥靖者是相信自己会最后一个被鳄鱼吃掉的那个人。”这句话非常正确。你可以姑息中共政府，但鳄鱼最终仍会吃了你。
被诽谤精神健康有问题
杨杰凯：你得到了选举你的学生们的支持，但不是所有学生都支持。昆士兰大学学生会主席，对你的精神健康提出了质疑。我想知道，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柏乐志：是的，在推特和脸书上关注我的人能看到，我上传过一段这个学生会主席的视频，他在电视直播采访中，称我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他在自己的主席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而采访费用则由学生们支付。所以他利用学生们支付的这个时间，却不代表学生们，不做学生会的工作，而是通过给我贴上精神错乱和精神分裂的标签，来诽谤我。
这些非常可怕，这些都是非常恶意的诽谤和攻击，也相当恶毒。大学行政部门和学生会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千方百计地诽谤我，打击我，并试图摆脱我。这是非常肮脏的政治。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它，因为政治就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害怕这些人，因为我都能够站出来反对中共政府，而那是一个杀人的政府。我不需要在意在某天结束的时候，昆士兰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个大男孩会说我什么，也许会说一些关于我的坏话。我不会为此哭泣的。
我不是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我不是一个在香港的街道上被殴打和枪击的香港人；我并不是面对着那种很多人只因直言不讳，就可能会面临的可怕的不公正。所以，当学生会主席和学校行政部门，试图让我闭嘴，以期维持他们的现状时，我是不会哭泣的。
我会竭尽全力反对它，但我不会哭泣。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对很多人来说，政治都会残酷得多。如果你是维吾尔人、你是香港人、你是西藏人、（或者）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么你所面对的政治要残酷得多。
杨杰凯：很荣幸能邀请到你，祝你一切顺利。
柏乐志：非常感谢。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为维护言论自由而战，为维护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权而战。
（为了清晰和简洁，该采访内容经过删减。）
来源：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Jan Jekielek）采访报道
via “当中共总领事命令说：“跳一个！”大学副校长只会问：“跳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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