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合
来源:正见网
古老的传统文化是造就人道德结构和觉醒本性的体系。某个角度看，人的道德是脆弱的，是“敬畏感”维持着人的道德在一定水平而不是迅速的败坏，这是人对“善恶有报”的天理还能认识、存有正信的表现，所以，敬畏之心是人严肃对待文化的原因。人的内心如果空的只剩下“物质观念”，那么，还有什么会让他（她）感到神圣与敬畏呢？人就会变得无所顾忌，道德就变得一钱不值。
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人的内涵，人们认识到“精神”的表现就是物质运动的规律，外部世界的改变只是自然的随之变化，没有那么多对表面物质的执着。人类能维持内心的“善念”，心中有法，就能维持物质运动的长久稳定，甚至返回到自己本性的境界中去。所以，传统文化是直接奔着解决人类的这些问题而去的，和着眼于“生产技术与物质享受”的实证科学完全不同。过去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专门解答人内心疑惑的场所，多数是教堂、庙宇或者国家设立的机构，其目地就是维持人对宇宙真理的认识和对道德内涵的理解。这样人能站在更洪大的时间和空间角度看问题，认识到生命在天理中是如何循环的；认识到自身“善、恶”两面的存在；懂得了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人如何去审视自己的这些问题，等等。人类没有完全败坏走入末法前，这些场所是起作用的。人认识到这些真象后对本性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就有了了解，奠定了这个内涵，人就能在“正信”中修习了，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只是，恢复道德内涵与满足躯体情绪的过程是相反的，目地与意义不同。前者思想里装的是法理，寻找的是做人的“境界”，逐渐达到明惑的程度，修习中一直在尝试放弃一些不好的、淡化那些过于强烈的思想念头；后者是着眼于满足现实中人思欲中执着不放的，人确实是活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体验中，追求着躯体情绪的开阖（从波动到平息的过程）。前者是弱化躯体意识对人的控制，后者则恰恰相反。所以，恢复“道德”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充满了阻力。它对人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是对世间万象的“不惑”和对真理的“明悟”，这是人在“迷”境中想得到而难以得到的，是人真正的自己掌握自己。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颗求道的心，好像生命在世间寻找着的意义一样，解脱人内心迷茫的痛苦。从社会的角度讲，“道德”是维持物质不迅速腐坏的原因，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延长着人类纪元的过程。
人真正的变化和提高，是自己主动的付出。人要“起念”形成这样的表现，得心“定”而理“通”。如何升起“正念”就显得很关键，所以能够聆听到佛法对人来讲就至关重要，能读懂才能解决陷于躯体情绪困扰中人的迷惑，逐渐就有了“心法”和对自我的要求。正念在打磨中是升华的，如果能觉悟对“善恶、对错”真正的认识是可以调动微观力量抑制表面思想魔性的，观念转变的一刹那，人会觉的清凉和肃穆，低下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是喊口号不实修的人做不到的。人在佛法真理中修习所获得的正念、慈善之心和挑逗人狭隘的爱国情绪也不是一回事，人表现的只不过是极端维护自我、心理失衡的仇视和借机宣泄私愤的显示心理而已。
“恶”来源于人的躯体情绪，包括人的嫉火、狂怒、观念被触动后心生的恶念和那些极端的想法，起毁灭和生杀的念头等等。恶也能改变社会物质运动的轨迹，它利用的是人的物欲和恐惧支配着人，人在失去物质的恐惧和诱惑面前，只是隐藏了自己的观念和内心真实的想法而已，封闭自己的同时，内心膨胀的却是极端为我的东西、最终割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所以，“恶”没有感化人的因素，只是利用物质对人的束缚来制约人却增加了社会的戾气，恶对社会结构的实质影响是孤立人和限制人，实际上就是生物学上讲的那个细胞死亡的过程。强制是不能改变人心的。其实包括人所说的那个激情也一样，也会消耗和疲劳，道义是相对更持久的东西。历史上，人类的每个周期，都有 “觉者”来到世间，告诉人们一些应该知道的真理、真象，在那个时代教化人，一直到人有了“正信”和“心法”。这样，人有了一条提升自己的路，剩下的由自己“悟”，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的文化里讲人得“悟道”，就是人有了正念，能够实践，逐渐明白了其它真理是什么样子，差异只是每个人对“道”认识的成度不同。
对人而言，追寻本性的过程包括了如何看待躯体意识，在“佛法真理”中逐渐有了对人的这种情况真正明智的认识，明确哪些是本性，哪些不是本性，在正信与坚定中磨砺自己，渐渐从新建立、充实人正确的“善恶观”。有些人，把他放在不同的环境中，他（她）也能表现的从容淡定，有礼有节，就是人明白了“为与不为”的涵义，内心觉悟了对真理的内涵，行为就收放自如有度，这是一个人的情志变得“高雅”的原因。孔子讲：“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意思，已经做到收放自如了，真理是随意来用的，人一旦摆脱躯体意识的困扰得到的“自由”和所释放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好象宗教里讲“大自由”。对于普通人来说，躯体情绪能量适中，就容易获得能量反馈而平衡，放下一些负担，本性就有了沟通的条件，形成对人弥足珍贵的满足、平静与幸福感。
传统文明与实证科学不同之处在于走了一条借助本性认识世界和沟通穹宇的路。古老的文明包罗万象，中国人一直流传着“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文化中一直都有一部分谈宇宙、自然和人本身。中国文化里讲的“天象”和西方人讲的“占星术”，其实，就是研究宇宙物质的运动。举个例子，就象新鲜苹果生长的过程，内部“微观粒子”有自己运行的轨迹，那就是“成长”的轨迹；而苹果腐坏时，内部“微观粒子”也会有物质解体前它“腐化”的轨迹，两者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从粒子的运动就可以知道物质的兴衰。实际上，人道德的变化、生存环境的改变与洪观宇宙物质的运动是同步的。这是因为宇宙是“法”构成的，自然如此，人类社会也一样，这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理解。中国的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讲究“诊脉”，疾病可能表现在面部、舌部、眼部、耳部，以及人的“脉象”上，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一）人类文化的变异：权术思想的形成和盛行
在传统文化中，告诉了人什么是“正”，能够让人认识到本性的种种情况，传统文化也告诉了人躯体情绪中魔性的种种表现以及产生的原因，目地是让人知道什么是“恶”，从而使人明白应该修去什么，同化了正的，逐渐就能明白回归本性的路。
然而，在物质的发展过程中，旺盛的躯体情绪确实腐蚀着人，使得一部分人越来越执着于权力和享受，上层核心表现的可能更为突出。把物质看的太重，人可能变得贪婪、狡猾、尔虞我诈，导致斗争文化盛行，就越来越看不出本性的特点。上层社会的这些种种表现也让接触到真象的人变得无比失望，有些人因此而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历史上，历朝历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仍然有无数信守道德内涵的人一直、不断的站出来，留下了他们的故事，演绎着人高贵的精神品质，善良的人们还能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希望。这样，每次上层结构更新时还保留着崇尚和推行“道义”的思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仍然把充实人从“善”存“真”的道德内涵看做是社会长治的基础，把这些作为执政者重要的社会责任。只是，在历史发展中，上层结构自身的问题一直隐藏着，性质上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还是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无法肩负起维系人道德结构的责任，一直到了近代完全失去了这个作用。
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给人留下的“正反两面”的认识，不是为了修自己，而是钻研起如何利用和控制人。这样，就背离了传统的初衷，这不是传统文明的内涵与标准发生了变化，而是人心腐蚀后形成的糟粕变异了人的追求、变异了文化。贪婪与惰性让人不愿再费心费力的改变自己，权力集结者不再是修习者，本身就没有对“道义”的笃定，而是琢磨和专注从历史中学习怎么夺取物质和权力，如何变得冷酷、伪善、诡计多端，充斥着人“恶”的一面，其实已经是破坏人类道德的“魔”了。共产国家内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也是内部那些高层真正感兴趣与研究的都是这些人性之恶造成的。中共初代的领导人毛泽东可以说走到了权术斗争的顶峰，共产邪党内部的历次政治和权力角斗他都经历了，也促成了他充分的洞悉与习得了历史上一切“为恶制恶”的手段，所以他一方面极端强调政治宣传，另一面对触犯其权力的人是毫不留情的，最后，从权力角斗中厮杀出来，他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这是一个人醉心于权力、对执掌权力斗争成瘾的表现，所以热衷搞阶级斗争，也是因为其一生研习的都是人性之“恶”与学到的都是政治斗争而已，只有击败敢于触犯其观念和染指他权力的人、毁灭一切威胁才能满足和平复他获胜后嗜血的内心，至于期间有多少人的痛苦是这些搞政治的人根本不在乎的。所以，如果冒犯了他，其好斗的内心就面临着彻底失去禁制，那种不惜毁灭一切的做法已经是戾气疯涌入魔的状态了。讽刺的是，这些人自己却非常清楚，真正维持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不迅速腐坏和灭亡的恰恰是历朝历代那些坚守道德内涵的人！然而，道德坚贞者的清正、对道义的坚守、人性中高尚的一面不仅没有唤醒上层本性的共鸣，感受到的反而是失落，为我的情绪和诱惑使人更看重与关心阴谋诡计者获得的所谓实惠，人们都这样想时，道义哪还能存在呢？“权术思想”就这样成形了，成了仕途必修的技能。为官者打着政治宣传的幌子，利用人正统的一面，目地只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另一面，为了谋求放纵，他们利用和操纵人性中不好的东西，腐蚀和诱惑人，用恶去胁迫人来满足自己的嗜好。这样，整个上层结构内正气越来越下沉，浊气越来越上扬，盛行的“权术”取代了传统中人的道德内涵，整体人类的认识也被污染与带动着，行为发生着变异，淳朴的民风逐渐消失，社会充斥着好勇斗狠、利益腐化、假的、恶的、丑的、媚的，社会层出不穷的矛盾从哪儿来的还不清楚吗？每个为官者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务实的，然而，历朝历代腐化的程度和灭亡其实都与他们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如果人类整体腐化了，他们影响的就不只是政治的更迭，而是人类纪元的更迭。人类迷于物质追逐中往往忘记了人和所存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往更大里讲，人只不过是自然、宇宙造就的一部分生命而已。人忘我的放任自己，不自知、不自治时，天治！是人类主动选择了放弃做“人”的标准，精神取向越来越低下，在走向堕落的过程中形成的“罪业”才是促成种种天灾人祸和造成生命毁灭的原因。整体上，人类也就一步一步的把自己逼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上层结构的败坏对此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权术”确实是从社会上层结构首先出现的，是上层文化变异后主要的东西，本质就是利用人“躯体意识”受制于物质的一面控制人。醉心权术的人喜欢把权术搞得讳莫如深，把阴谋作为自己的本事，权术本身没什么神秘的，根本目地只不过就是为了获得物质的支配权和实现人的各种所谓“主张”，因为，这就是最能引起躯体情绪兴奋和高兴的事情，人躯体价值观的体现。那么，“权力制衡之术”是怎么实现的呢？简单的讲就是“联合与分化”，方式上，就是向上“腐化与联合”谋求权力，向下实行“分化、利诱和打压胁迫”，这就是全部的内容。
“腐化与联合”就是人们所讲的“投其所好”，这种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点缔结起来的东西，利益不存在了就自然解体了，而这种利益关系通常都是不正当的。向下“分化、利诱和打压胁迫”说白了，就是让每个粒子在内部斗争中互相牵制。这样，粒子与粒子间就有了隔阂，互相之间处于竞争关系与不信任状态，不仅形不成力量，每个粒子为了自己的生存反而去依赖上层关系，表现在人心上就是互相防备，互相斗争，争先恐后的向上攀附，这恰恰是上层结构早就预料到与希望看到的。敢怒不敢言一直是下层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所以，制造和引入矛盾是玩弄权术的人制衡人惯用的手法。今天中国社会多如牛毛、没完没了的各种检查、评比和证书，其密集程度，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今其它社会形态中看，都是没有的。中国人被这些斗性十足的“竞争”封闭了，谁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在一起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改善人文或者内心的交流，以完善和解决事情为目的，而是热衷从斗争中汲取“击败”别人快感，这本身已经是变异了。社会变成了无处不在的角斗场，中国人还以为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状态，并美其名曰为了奖罚分明。其实，中下层创造的巨大财富早就被上层结构通过“公有”的方式汲取走了，成了中共一党专政的“私有”财产，所以才出现了特权，以及和政治特权密切相关的、遮挡在它身前的、实质是为其服务的各种财富“黑洞”，这一切只是掩盖着，“公有制”其实就是上层特权“私有制”形成的原因，人民要是真的看明白了，这个“制度”就象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所以，为了转移注意力，把留下来一点东西让下面竞争，把这些东西和人的荣誉与经济挂钩，底层的人就一直处于一种亢奋、拼劲全力的争夺和挣扎中，在终于战胜同等层次的对手后，得到了生存空间、表扬、证书和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利益，人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这上面，除了自保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以外的事情了。有了竞争，上层结构就多了一项作为裁判的内涵，竞争越多拥有的权力就越多，就掌握了对下层的生杀大权。其实在高层，特权集团内也有这种竞争关系，受制于更高层，更高层还是如此。从根源上讲，权术思维的盛行与中共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在精神领域奠定的一切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文革”赤裸裸的派系斗争中最终形成并确定下来的。“党权斗争文化”阴暗的历史留给整个国家和为官者的榜样如此，谁愿意削弱自己呢？这就是公有制系统内人的真实状态。可怜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好象迷恋上了这种“森林法则”，也许是被上层“权势”长久压制着人的内心，让不同阶层的人越来越没了平衡，敌意和怒气在彼此间滋长，好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激起人的兴致当做自我价值的体现，没有“斗争”反而失落的不行。
权术盛行对人类社会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上层结构中人的腐化善变、尔虞我诈，对人的影响就是使人对道义彻底失去了信心，看到真象的人瞬间就发生了变化，从上到下，一层一层摧毁着人的这个东西，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表面。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看问题非常物质，成了国家和社会明面与阴面真正考量一切的标准，这和传统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强调建立人类道德内涵的治国理念整体反了过来。现代人对“恶”的认识是反的，人们感兴趣的是“恶”而不是“善”，甚至对“恶”已经充分的研究了，在官商层面谈人的“道德和善念”成了人幼稚和不成熟的象征，人更乐于了解和关注那些阴谋，只是在明面上不说。这样，中国人的道德停留在了嘴上和文件上，更奇葩的是，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创造出一种评比，把“道德”也政治化了，成了“资本”，把标语、口号、道德八股文和歌曲撰写、道德“知识考试”与“知识竞赛”进行考核，作为一群人、一个城市或一届政府道德过不过关的标志。只是，人的道德是内心修养的体现，是“修”出来的，有“道”者本来就不执于世间得失，怎么会使自己的心力陷入捞取政绩资本和考核证书呢？精神内涵的升华是人向善之心带动下经过磨砺形成的，而不是“评”出来的，这种敷衍自己和百姓的“道德建设”成了中国社会一道奇特的景象。一个充满斗争和物欲竞争的社会，真正信的是政绩学、人脉学、厚黑学和裙带关系这些反面的东西的，还有谁会静下心和在意与尽心甄别、甄选一个人的道德呢？现代官场上谈“道德”就只是“不贪钱，不贪色，不谋私”，好象这些是“道德”。其实，历史上对这些反面的东西早就定性过了，虽然这是人躯体意识中最容易犯的错，也只不过是对人性之“恶”的基本认识而已。但这并不是传统中讲的“道德”，人类的道德是从正面充实人对“宇宙（天）、自然（地）、人类社会（人）”真理、真象的认识，给人一条认识和恢复人从“善”存“真”品质的路，怎么同化宇宙对人的这些要求，这些是“道”，道路的“道”。人的心中有了“善”，还怕认识不到“恶”吗？“恶”还会存在吗？其实，人们真正丢失的就是传统文化中这些正面的内涵。
如果人们眼中所看所接触的都是斗争、阴谋、尔虞我诈和互相利用，还有多少人能放下戒备心相信人“善良”的存在呢？如果人类真的把“人性本恶”当成对自己根本的认识，人对“为善”的向往还有什么希望！？人找不到为善的理由了！所以，当人类走到这一步时，本性无存的人才会嘲笑道德以斤两来计算，这是社会整体偏离了做人的标准才孕育出这种思维结构的生命。被政治斗争洗脑的人看问题都带着很强的顾虑心和戒备心，无利而往成了他们无法理解的状态，搀扶跌倒的人成了中国人内心复杂而恐惧的事情，人纯善的表现被认为是“伪善”，不相信人有道德和信仰，所以，它们也就更想不通“修炼”是什么？和修炼人的真实状态。
（二）人类文化的变异：“礼教”的形成与对传统的污蔑
人存在表达自己方式，“礼”最早是人表达尊敬、敬仰的方式，慢慢的，引申到人群中，成了人的一种规范。
古时候，人推崇的是“道”，人们对有道的人可能存有钦佩之心，为了表示敬仰，形成了人与人之间表达尊敬的方式，也就是“礼”。人可能会在胸前抱拳以示尊重，表示愿意学习他，等等。实际上，“礼”是崇尚“道义”的人内心被打动后虔诚、真挚的表现，那时人都有一颗很强的求“真”的心，没有“道义”内涵的礼在人们眼里是虚假的。所以，远古时代，“礼”和“道”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是统一的，也叫“心口合一”或者叫“表里如一”，也是人道德涵养的体现。到了后来，慢慢扩散到民间，变成了一种广泛的东西，表示互相尊重的意思，只是泛化后内涵的味道变淡了。
上古的“王”都是得道者，那是社会推崇的价值观造成的。但是，人对他的崇拜和簇拥，会使他拥有“权势”，也就有支配人或物的能力，因为他的道德很高，就可以通过实现自己的主张来教化人和造福人。一直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人有了私心，承袭权力的人如果道德修养不够，就容易被权势腐蚀，有了为己的执着。然而，这些人反而更重视“礼”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从这种行为中体会到别人的尊重，产生了获得尊严的感觉，“礼”在这种情况下，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成了维护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变得可支配，在这种私心和虚荣心的作用下，可能就会把“礼”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形成的东西就是“礼制”，成了权势、等级的象征，就带有强制性了。只是，那时人类社会还有比较宽松表达不同道义思想的环境，人不需要隐藏自己。这是“礼制”形成的一种情况。
“礼制”的出现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人修习的文化，天子有天子的文化，臣子有臣子的文化，百姓有百姓的文化，人安定后，娱乐的出现对不同人产生的影响也需要一个规范。不同层次人拥有的礼制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规定了不同的人行为处事的界限和范围。那么，天子要做天下道义的表率，一诺千金，它的文娱就是清雅的，是配套的；相对的，臣民有臣民的文娱。所以，礼制维护权力的同时，可以节制不同人的行为，如果内涵差一点，还可以保持表面行为的规范，使后人能在一个基本符合要求的环境下成长；它的第二个好处是，“礼制”可以作为运行社会的一种方法，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对接过程，提高了处事的效率，可能省略了人与人因习俗不同复杂而费力的表达过程。但是，强制带来的后果也弱化了人与人的思想沟通。人有了礼制后，存在一个弊端，人直接习得一个东西就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出现对“礼制”本身的执着，而淡化了内涵中“道”的东西，有些本末倒置的情况，这就和“道”背道而驰了。
“礼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对它好处的执着，行使的范围也扩大了，变得越来越多，逐渐的固定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形成了很多“制度”，强制性也越来越大，相应的带来了“惩罚制度”，限制人的特点就越来越明显。只是，古时候，良好的道德修养还是人普遍的基本状态，人的善念还很强，环境的包容性很好，人类社会也并不是靠“惩罚”来管理社会，但是，人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礼制以外的东西，形成重形式轻内涵的状态。“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人执着于维护制度本身的固执观念反而滋长了人内心“恶”的东西，对意见或观念相“左”的事情，没有善念做基础，就无法兼顾实际情况的要求，人被触动的观念怒火中烧，被嫉恨的心理控制，心态上就是以惩治为目地，只有看到对方吃到苦头，好象才能平复内心的担忧和嫉恨造成的不平衡，却完全忘了完善一件事情方方面面本身的真正意义。“惩戒”作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实际上是人对自我观念的执着和在顾虑心中生出的“恶念”造成的。人们都觉得社会在发展，各种东西好象越来越完善，包括想方设法的让惩戒制度变得所谓成熟。可是，从“道”的角度看，人起的“念”很主要，起“善念”时是合于“道”的，是对的；而起“恶念”时是背离“道”的，是错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惩戒带给人内心的改变实际上离“道”越来越远了。修炼人会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但并非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是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发展。
“制度”虽然方便了统治者的“治理”，但是，一套制度的形成同时也促成了一对矛盾双方，人为的制造着矛盾。戒备心在对立双方的内心慢慢形成，有了隔阂，斗争的出现让试图沟通的双方都受到了伤害，人“沟通的惰性”也就越来越强，变得淡漠，制度成了人的借口不愿沟通的表现。人过于依赖制度，“善念”和“宽容”就淡薄，修养就懒动，变得简单粗暴而戾气上升，智慧没有来源，人就没有方法也无耐心善化矛盾了。人们往往把维护“礼制和制度”的本身误以为成“道德”的内涵，其实，这个时候，和“道”早已经背离了。
老子作为道家的代表，并不主张这么复杂的礼制，人对礼制本身的执着反而失去了“道”的内涵。老子讲：“无为而治”，今天的人理解为不作为，是明哲保身的隐性同义词，这是现代人的理解。无为而治对人类社会而言是一种大法管理社会的方式。其实，要想达到无为而治，那不就是要人的道德内涵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才行吗？实际上，人们如果能始终把道德作为人类世界相处的原则，做事情总能看到自己的一思一念，用人的德行衡量一切，抱着善良的心态考虑别人，那么，还需要人为的用很多框框来约束自己吗？本身不就在自由度最大，最适合人类的社会规范中了吗？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景下都可能发生变化，同一件事情上哪怕语气的不同也能带来不同的效果，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怎么能简单粗暴的用一个框框来衡量人呢？如果人们真能保持善良的内心和以正念来要求自己，哪怕一时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考虑问题不全面，冷静下来后，如果彼此能够发自内心的体谅对方，包括诚恳的道歉与坦然的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不是就善解了吗？人的心是正的，还需要用鞭子来惩戒和约束人吗？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如果人人心里都有一部佛法，对普世的价值观和天理能体现出应有的正信和坚定，这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心凝聚金刚不破的表现，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包括上层结构在内自己就归正了。惩治是对严重败坏天理应承担的后果或不可理喻的生命的一种制止方式，“杀鸡儆猴”是针对这种生命来说的，也是人管理动物的方式，但不是通常人类社会处理矛盾的主流。
制度在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繁杂起来，是人心失控后人找不到出路无奈的选择。而惩戒是一根“鞭子”，人们习惯于用鞭子来解决问题，是因为人们发现道德沦丧的人类，疼痛和伤害是解决表面现象最捷径的办法。这样，每次人类社会出现不好的现象，就定出一条规定针对这种现象处罚，惩戒可以强行改变一个粒子的轨迹，但它的影响是一种泛化，捆绑现象的同时也捆绑着人类自己，久而久之，人人都感到为繁多的枷锁所困，不敢越雷池一步，除了利益还在刺激人冒进外，人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事无巨细的制度让人没了空间，象动物一样的被管着，制度成了道德衰落后人找寻出路的唯一表现。
今天，人变得只会用制度交流，几乎放弃了沟通。人把发明引入一套什么规章制度，所谓的评价、惩治体系当做是了不起的事情与管理人事的高级方法。实际上，再复杂的制度体系也无法涵盖人类社会复杂的情况，今天的社会更是这样，所以，这些所谓的评价体系只是好大喜功者彰显所谓能力的方法，方便人做PPT和统计而已。实际上，制定密密麻麻的制度去栓住人是推卸责任、明哲保身的人草草了事的方法，只要收割触犯制度的人就可以了，其实是人不负责任无力负责的表现。如果国家把制度和惩戒作为约束人、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那人的生存环境就会变得很残酷，人们在压力下变得无法承担错误，也不敢互相谅解，就会迫使人不断的想办法规避这种伤害，其实就在突破着人类自己的道德。社会催生的就是腐化、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人变得冷漠无情。实际上，当权者（那些制定制度的人）也同样受制于制度，当今社会，这些人为什么一出事就喜欢找人来承担责任呢？其实他们也承担不起责任，目地就是为了保全自己，转移众怒，撇清与自己的干系而已。
历史发展过程中，权力与严酷的制度结合后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产物，所谓的“礼教”。道德流于表面的观念，没有深修和悟道的过程，结构中就没有内涵，其实等于没有明白（觉悟），在诱惑面前只能是一击就碎；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连表面的信都不存在，就更搞不清“道德”是什么了。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对礼制形式本身的强大执着，实际上是人用“恶”极端维护制度的表现。这样，礼制和制度成了权力所有者维护自身利益和手中打人的棒子，礼教是极端的，指的就是人执着的用“恶”维护制度的表现，其实和“道”已经彻底背离了。而这些情况在历朝历代封建社会末期都表现的比较明显，所以，中国人喜欢拿“封建礼教”和“传统”说事。人们看到很多人坐在“礼教”的宝座后，满口道德规范，但所作所为却经不起考验，有些更是男盗女娼之事，很多人很糊涂，因此抨击传统。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代表不了传统，传统和礼教是迥然不同的，礼教不是传统文化，更不是“道”的内涵。老子的《道德经》和释教早期留下的经典是“道”，儒教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而儒家越往后发展精髓也没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这些也是人类社会物质运动后期找出路的必然表现。礼教是人为权势腐蚀后执着于权力搞出来的，这些善念无存的人和残酷的行为和“道”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道和法”是造就宇宙一切和生命出现的根本原因，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受道义的制约。“法”有着对生命的要求，对人境界的提升和做人的标准从来都没有变过，人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的越来越背离“法”腐化了而已，就象物质变质得过程，如不发生改变，最终面临的只是淘汰和解体。人们在忽明忽暗中不敢相信的其实是天地间存在的“生命的标准”。这一切说明，“道和法”才是宇宙中恒久不变的，而“礼教”不是传统道德，只是末法时期人偏离法后的表现。
人类社会的演变暗含着阴阳转化的道理，实质是人精神层面的变化，物质运动的表现与更迭只是外在形式。“善恶有报”是人类社会绝对的真理，是制约这层生命的“法”的体现。人做的错事、造成的伤害会在人生命的微观空间周围形成一种黑色的东西，在佛教中叫做“业债”，它会跟着人的“主意识”，而人的主意识不会随着肉体容器生命力的解体就消失了。所以，轮回中，人每一生每一世过后，主意识都在积攒着这种“业债”。只是，“业力轮报”既有“现世的报应”又有“隔世的报应”，人自身在这个境界中很难看到这一切的“因果”，也不允许人看，只能通过“修”和“证悟”来明惑这一切。所以，人们在苦难中很难想到是自己在偿还业债，每一世还在不断的欠下新的债，越滚越大，最后变得难以渡过了。人内心充满的嫉恨和困境造成的困扰，以及面对的诱惑，使人只想一味的从物质上寻找出路，然而，人的这种自我解救却离“道”越来越远，反而加速了社会的斗争、混乱与腐化。表现上，人们越来越倚重物质，慢慢在思想中形成的就是贪婪，这是躯体意识越来越强势而本性道德越来越衰弱的转化过程，实质是人类社会这层物质运动的必然表现。人类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末法的路上，在各种所谓的自然灾难面前，面临着人类纪元一次又一次的更迭。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那些灾难的本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而来的？生命自救的路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真正能挽救了人的不是物质与技术，而是人从拾“道德”和社会从归“道义”！
via 觉醒（三）：传统文化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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