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二十一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和电台刊发并播出的《王沪宁旧文再疯传：有必要反思文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是“……今天王沪宁助推意识形态向左走，然而他三十多年前，却撰文呼吁反思文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近日这篇文章再被疯传，被形容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报道中还说：文章是王沪宁在1981年至1995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题为《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文章指，文革为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国民有理由不时反思这场内乱，以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并特别强调，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
其实，准确地说，王沪宁的这篇有关文革论述的文章是发表在1986年5月份，标题是《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他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是，“文革”爆发二十周年纪念引发的自由派学者中的反思讨论。
王沪宁这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发表了三十年后，文革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重申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权威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该人民日报文章还表示：“（我们党）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见报之后，即有人认为，这篇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文章事实上是出自王沪宁的手笔。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当时发表了一篇署名武忆恩的文章《也谈文革之否定 也谈王沪宁》，说是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党媒发出历史强音，明确彻底否定文革，引发舆论轰动。其实，这同中共多年来的相关表态并没有相悖之处，只是更加旗帜鲜明地给出了官方姿态。所谓见微知著，从一个智囊人物的相关思路和立场便可管窥中共此举的历史必然性，他就是王沪宁，从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时代，他都是中国公认的第一智囊，辅佐三代中国领导人，人称“三朝帝师”。
武忆恩的文章认为：发表于1986年5月份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师王沪宁有关文革论述最有名的一篇。这篇文章近几年多次被各方转载，足见其影响力之深之广。回望当时的政治生态，该文堪称大胆，堪称深入，从敏感的政治体制批判着眼，为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现实可鉴的思路。
对于王沪宁此文，四年前发表的武忆文的文章中还说：极左网站红歌会网5月6日发文予以批驳，称这暴露了王沪宁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文章揪住王沪宁提及的“文革破坏宪法论”进行了滔滔不绝的反击，看似头头是道，实则曲解了王沪宁的本意，尽显极左色彩。而且，从一开始那作者就似乎不知道这是王沪宁20多年前的旧文，真是尴尬。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需要长篇累牍的论证便可做出判断：王沪宁不是红歌会网提及的“三反”分子。
确实，王沪宁真是不是什么“三反”分子。但当年的他，在自由派群体中确实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迷惑力，由此导致了一些左派文人对他的误解和误会。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因为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刻意表现低调，甚至有传闻说，他在上海学术界的小范围内批评过政府的镇压政策，故当时的中国大陆理论界确有人将他看做“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到江泽民身边工作了若干年，已经为江泽民成功设计了“三块表”理论之后，网络上还有人攻击他是“敌对势力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内奸”。
王沪宁(左)。（public domain）
其实，外界没有关注到的是，四年前他王沪宁为人民 日报起草的“‘文革’五十同年反思文章“的核心内容，并非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对“文革”批评性评价的“重申”，而是如下一段：《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所谓“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句话，在当年的那个“决议”的全部涉及文革的内容中完全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王沪宁本人，或者说是王沪宁奉习近平旨意凭空“总结”出来的。王沪宁为习近平起草的相关讲话内容中，所谓“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当然，现在被重新炒出的一九八六年王沪宁为“文革”二十周年所做的“反思”文章中，是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类表述，这是因为当时的邓小平更需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以“正确”自己。而现如今的习近平，则是要借肯定毛泽东来肯定自己。所以有网友评论王沪宁是“机会主义分子”，但用王沪宁本人当年为江泽民所创造的政治术语则是“与时俱进”，此一时彼一时而已。
如上多维新闻 网上武忆恩四年前的文章还评价王沪宁说：初次发表上篇评论“文革”的文章时，（1955年10月出生的）王沪宁30出头，学术之路起步不久，洞见不可低估，是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学教授。在评介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同时，他深刻考虑了中国国情并大量撰文，对中国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勤于反思自我；得到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等人的赏识，随后“学而优则仕”，进入政坛，顺理成章般成为中共首席智囊人士。
2017年1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辞。（路透社）
在王沪宁进入政坛后，他此前的相关著作和散见于各媒体的文章并没有进行特殊处理，正是中共官方对其思想高度认可的体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即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的提出，王沪宁大放异彩，可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人物。当然，中共官方对文革这类敏感话题的定性和表述，也是少不了王沪宁的脑细胞。
对于王沪宁如何进入中南海成为党国“国师”的那段历史，笔者在二十五年出版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出版此书之前，笔者是第一个向外部世界介绍王沪宁的媒体人。
二十五年前，笔者在《江泽民的幕僚》的《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一章的一开篇即介绍说，目前江泽民正在努力学作新一代政治强人，故需要有新的一套理论充实和武装自己，更需要用这套新理论来向社会大众、向党内党外解释他这一任“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和他这一代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政治、经济路线的合理性。如果说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以资历服人的话，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必须找出一个道理服人。据闻中南海的“帝师”汪道涵就曾对江泽民建议说：第三代领导核心必须抓紧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便是江泽民政治幕僚群中增加了一个王沪宁的大背景。
笔者在二十五年前的这本书中还介绍道：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陆续聚集在江泽民门下的政治幕僚们，个个都具备所谓的“知识化”水平 — 包括被称之为“当代帝师”的汪道涵，说起来还是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不过，若是按照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江泽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沪宁可以自诩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体制外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王沪宁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事实本身，便在中共党内党外引出一番强烈震动。而江泽民廷揽王沪宁入局的目的，则是在自知自己政治理论贫乏的前提下，希望借助王沪宁的“马克思主义新解”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作一番理论包装。所以，王沪宁的身影在中南海里出现不久，便被人指称为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
如上这两段评论王沪宁之于江泽民的内容，用来评论王沪宁之于习近平，更为贴切 。
外界所知道的王沪宁，进入中南海的时间是1995年4月，因为他是官方简历介绍的是，他从1995年4日进京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但笔者也是在《江泽民的幕僚》一书已经出版了之后，才从王沪宁的一位博士生口中得知，他王沪宁进京效命江泽民的最早时间是1994年夏天，参与起草了被称之为江泽民“独立宣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日后笔者仔细研读了王沪宁于1995年一月出版的《政治的人生》（王沪宁个人日记），从具体内容中找到了他1994年整个夏天都在北京北戴河参与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佐证。
王沪宁在他1994年7 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 ：报纸报道，朝鲜金日成主席逝世，可能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那边最近发生一系列问题，主要在国际社会和两个朝鲜的内部。这一事件对这些问题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要观察。也许很快就会有新的发展，从国内政治稳定的角度。
傍晚下了雨，天气凉爽多了。夜间到外面去散步，得一首小诗《夜游长安街》：
清雨忽降净京城，枝绿墙红照夜灯。信步轻盈伏串露，合手重凝振拱门。指观世事出清淡，笑看人生入深沉。过客匆匆独寂寥，方识厚意又得闻。
诗的水平笔者无从评论，但从较为隐晦的内容中似乎可悟出其中所谓的“厚意”是指什么。
这诗作的时间和地点，也印证了那位博士生向笔者披露的王老师九四年夏天就已经（奉诏）进京所言不虚。
习近平和王沪宁。（路透社）
当年七月二十二日，王沪宁在日记中写道：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稿子又写了一点意见，中央权力的性质要求：
属于中央的政治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属于中央的职能管辖权，中央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确定后各地、各部门也必须坚决服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 各地、各部门在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时，必须认真分析和判断自己权力行为的影响和效果，自觉防止削弱和损害中央权威的行为；
– 建立明确的体制和制定完整的法律规范，保证各级管辖权在确定的体制中得到运用，同时严肃制约和惩罚违背基本原则的行为；
– 在组织人事上要有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对于违背和损害中央权威又不加以改正的人员和机构，要依照法律和纪律予以处理。
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至十月初的日记里，王沪宁的日记内容还有不少记录了他在北京和北戴河为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起草班子“理论参与”的内容。下篇文章里会有详细的介绍 。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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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专栏 | 夜话中南海：王沪宁“文革反思”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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