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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首相往往走马灯样换，他们的名字常常还没被本国人记牢就下野了，更别说外国人了，所以他们很少引人注目。是次安倍辞职却成热门话题，皆因他当了八年首相，是日本史上在位最长的，更因他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在内政上，他的“安倍经济学”重振了日本经济，挽回了日本人的信心，他任内日本股价整整翻了一倍。在国际舞台上，他留下了三个经典的镜头：和川普打高尔夫球时在草坪上摔了一个大跟头，展示了他和川普的亲密关系；和普京见面时，好几次耐心等待迟到一、两小时的普京，而不巧轮到他迟到时，他小跑着趋前和普京握手，日本北方四岛还在俄罗斯手上，他想要回来就得屈尊求全；和习近平见面时，习认为他对中“不够友好”，就拉下一脸横肉不正面瞧他，他却照样微笑以对，他只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争实利。
旁人看安倍是“做小伏低”，但他本人却不在乎。他曾向国民坦言，“没有人不想要面子，但为了国家和人民，我可以舍弃这个面子，这是我们作为领导人应有的姿态。”凭此，他不仅在国际上赢得美誉，从不姑息政客的日本民众也对他赞赏有加。日本内阁一般得到40%的支持率就不错了，他宣布辞职后的内阁还得到70%强的支持率。我看一档日本政论节目，有几个政论家甚至希望安倍病愈后第三次出马。
如此这般，安倍的决定让中国人费解了。你在世界上名声日隆，在国内人气尚旺，又没患绝症，至少干完还剩一年多的任期绝无问题，怎么就轻松地挥挥手告别政坛？但日本人却不会为安倍的行为讶然，因为任何日本人处于他的境况都会这样做，这是日本人的国民性使然，就是当个人的名利与集体或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总是为集体或国家而舍一己之利。
前些年披露的甲午战争背后细节给出了最早的佐证。 当时，日本为备战购买军舰，明治天皇省吃俭用，皇后献出自己的首饰，民众也踊跃捐款，全国官民一心气势如虹，最后用并不占优势的军舰击败了清朝舰队。
此后的日本政坛，即使是逼迫文官发动侵华战争的军人，他们目的也是一切为天皇而不是谋一己私利，而天皇只是维护国体凝聚国民的象征，也并不为自己一家一姓。所以，一百多年来，日本首相平均在任一年半，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也大抵如此，因此常被诟病日本政局不稳。虽然频繁换相不尽如意，但反过来说明，日本政治家不你死我活地争权，政坛始终理性有序地更替，恰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稳健。
二
写到这里，有自知之明的读者不能不联想到中国。
近年，只要论及中国上百年的历史，有识之士都忍不住痛心疾首地嗟叹，为何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都选择了下下策？对照日本政治家的行为准则结论就出来了，因为中国的掌权者，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总是不顾百姓的死活，把一己的权势和名利置于国家利益至上，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为他或她陪葬。
也从甲午战争说起。时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满朝都知道她的心性，“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手下大臣便花费1000万两白银为她祝寿。所以，甲午败北的悲剧早在战前就决定了。
此后，中国当政者的名头无论叫皇帝、总统、主席、总书记等等，在攸关国运的危急时刻，他们首先考虑的也是自己的一己私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不满足，竟然推翻好不容易建立的民国复辟帝制；孙中山不致力于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完善宪政，却大搞“（对他的）领袖忠诚”建立“党国体制”；蒋介石提出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虽然与中共魔头相比，孙中山和蒋介石差强人意功大于过，但倘若孙和蒋能仿效日本的伊藤博文，注重宪政和制度建设，确立扎实的民主政体，而不是强化一己一党私利，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共坐大，也就不会出现把国家玩弄于掌股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暴君毛泽东的人生哲学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饿死几千万百姓不眨一下眼睛，为打倒所谓的“刘少奇司令部”，操弄八亿蚁民搞文革内斗十年也在所不惜；屠夫邓小平为保住一家一党的私利，悍然命令坦克碾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民主早已是世界潮流，但习近平却不知今夕何夕，为圆新时代的皇帝梦，倒行逆施修宪搞终身制，中国走了一百多年，竟出现袁世凯第二。
上述人物，只要有一个按日本人的思维行事，中国就绝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三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事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读来令人唏嘘。伊藤博文以胜利者地姿态说，我曾经对李大人提出过忠告，贵国如不加速改革内政，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 李鸿章哀叹道，我也想改革内政，但我国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换位行事会怎样？ 伊藤博文承认，你如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好，我如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此话也许并没言过其实，何止李鸿章才干不逊于伊藤博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比才干也可能胜过与他们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信服他们的日本人都不在少数，毛的日本信徒还在68年搞毛式革命的学生运动，日本友好人士还为周恩来建立了纪念碑。而中国人几乎都不知道日本首相是谁，更别说做他们的粉丝了。
但是，比比中日两国百年来的国运和老百姓的境遇，我们就知道中国为这些“大”政治家付出的代价。
中日政治家还有另一种交手。
曾四度拜相的伊藤博文遗言，在自己的遗产中留10万元给夫人梅子，然而，在他被安重根刺杀身亡后，翻查他的遗产只有5万余元，是明治天皇拿出10万元才了却了他的心愿。而被伊藤博文赞为“清朝唯一能臣”的李鸿章，死后留下千万家产，他的后代还出了三位亿万富翁。
一百多年后的2019年，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四倍，但日本内阁官员包括家人的平均总资产为8271万日元（约500多万人民币），而最富有的麻生副首相的5亿多日元大部分是继承遗产得来。而日本普通百姓，户主是65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平均仅拥有的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就达约2000万日元（约120多万人民币）。至于同年中国官民的财产如何天差地别不说也罢。
这就是从伊藤博文到安倍晋三的日本和从李鸿章到习近平的中国为何一盛一衰一成一败的一大原由。
四
论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不限于政治家。确切地说，毛邓习不过中国人的代表，这样的人绝不会在日本“出生”。所以，每个中国人尤其是追求民主的志士都要自省，当个人的一己之利与民族大义反共大业不相容时，是否能舍弃小我顾全大局？有目共睹的现状是令人遗憾的。不少民运和异议人士在国内不惧坐牢，到了海外反倒摆不脱名缰利锁，常互相倾轧内讧不止，无法团结一心，又如何形成威慑中共的反对派！？
所幸，中华民族出过一位蒋经国，他在决定台湾前途的关键时刻，敢于放弃一己一党私利，大胆开放报禁和党禁，为台湾开启了通向民主的大门，也为后来的从政者树立了人格标杆。有志于推进大陆民主化的后进，都应以蒋经国的气度合力奋斗共同对敌，尽早让大陆像台湾一样实现梦想，到时我们才可以骄傲说，中国人也是不输于日本人的优秀民族。
——原载《光》传媒 2020年9月
编者注：
作者喻智官先生曾旅居日本多年，对日本社会的政治，尤其文化及传统等有亲身体会和深入观察。他的通信中也谈到一些细节，在征得作者同意后，附在这里刊发， 以飨读者。
日本情况有点特殊：
1）日本社会整体上取中道，所以锋芒太露的人不太被接受。麻生副首相也被称为大嘴巴，也是敢说实话，对中国也很不客气，但当不长首相。所以日本如你所说，都在执政党内商谈中平衡选出首相。
2）之所以如此，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日本换首相不会像美国换总统那样，从上到下人马和政策全推翻。因为日本各部除了换部长，其他人员都不换，即使换另一个政党执政也不换人，所以，谁当首相在内政上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对外可能有点不同。
3）日本国民的平均素质比美欧国民要高。战后基本上保守党自民党一党执政。偶尔有几年换了社会党或民主党都很快下台。因为欧美这种左派政党的政策在日本根本无法推行。日本人强调靠个人努力，不劳而获吃福利的人根本没人同情，日本几乎没人吃福利。东京街头和车站都有露宿者，并不是政府不给他们住处和救济，而是他们拒绝，种种原因这里不表。
总之，如果说美国在西方是例外国家，日本就是在东方的特殊国家，有许多值得西方社会学习的，可能也是西方社会永远学不了的。说起日本和美欧的比较和差别，有许多东西要写，暂时没找到适当园地。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是不会失败的。欧美要保持繁荣，应该汲取日本的许多做法，但并非易事。
这次如果川普当选还有机会从美国开始纠正左派误国的现状，不然美国垮了，欧洲更加无可挽回了。
前一阵尽管我觉得美国民调不靠谱，还是为川普担心，近日民调上来了，心平了一点。
反正11月3日是决定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前途的一天。
只能求上帝保佑美国和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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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智官
via 喻智官：从安倍首相辞职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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