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良知媒体
六四後，国际间的温和反应并没有达到让中国和平演变的目的，反而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厉残暴，直到习近平修宪使自己成为终身职之後，西方国家才死了中国演变成民主国家的这条心。
1989年六四惨案爆发後全世界都在看美国如何反应，作为其他国家反应的参考。
本来，多数欧美国家都认为以美国对人权的重视，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政策谴责中国的残暴，不料总统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态度却出奇地温和。据中国记者李文隆的报导：法国历史学家、冷战与国际关系研究者皮埃尔・格罗塞（Pierre Grosser），讲述了当时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以及原苏联大部分成员国选择不流血过渡的原因，他认为美国总统老布希当时对北京的误判也有关系。
皮埃尔表示，他并不认为天安门事件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但天安门事件的出现使得苏联解体采取了和平方式进行自身体制的改变。
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中共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方式对待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英国密档披露，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认为「六四」致约2700至3400人死亡，但一名中共国务院官员提供的信息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最少为一万人。
皮埃尔说，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画面冲击了每个人的大脑，每个国家後来都参照天安门事件，找到了各自的处理方式，不过皮埃尔表示，现在美国传统思维当中的希望中国走美国模式的想法现在确实消失了。但是1989年人们还是对此抱有希望的。
譬如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希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非常温和，老布希认为应该让中国按照自身节奏来逐步开放。他认为随着时间，中国会自然更开放，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繁荣自然会走向民主。他当时不希望向中国施加过强制裁，但来自美国国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非常大。
人们常批评老布希太柔和，没有努力吹改革之风，但皮埃尔表示，这正是老布希的策略：「其实他的文件里一直有标记着天安门三个字，当他访问波兰、匈牙利等国时，他一直劝说这些国家要温和前进，避免流血。」
皮埃尔列举了天安门镇压发生之後，各国的不同反应：匈牙利等已经大改政治制度的国家，和韩国和台湾走得很近，并与发生镇压的国家分道扬镳。
波兰还算温和，学生运动被封口，虽然没被镇压，但也被阻止对共产党做更激烈批判。
国际间的温和反应并没有达到让中国和平演变的目的，反而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厉残暴，直到习近平修宪使自己成为终身职之後，西方国家才死了中国演变成民主国家的这条心。
不但美国主流社会难以相信中共会在众目睽睽下以机枪坦克杀害广场上的人群，华人社群更是反应激烈。当时即使对中共抱持期待与支持的亲共华侨社团，也都群情激愤伤透了心，纷纷走上街头向中共表达抗议，而且激动落泪。
华人社区的捐款也相当热络，主要是希望能把钱捐给受伤及死亡者的家人，正如星云大师所言的「救死扶伤」。由於中共拒绝外来的六四捐款，许多钱转给了由中国逃到欧美的民运人士，但有些捐款仍下落不明。
因六四而逃到美国的菁英人士很多，他们刚来时经常举办或参加相关的座谈会，无不大声谴责中共政权。那时华人媒体一面倒地反共，只有少数媒体消极无声，亲共媒体也偃旗息鼓，躲避锋头。一向吹捧中共的《中报》刊登文章为六四辩护，竟遭反共人士在报社门口焚烧《中报》，并怒骂报社老板傅朝枢。傅多年来收取来自北京的津贴，但他都否认，香港新华社前社长、地下总督许家屯公开说光经过他的手由杨尚昆交给傅朝枢的经费就有300万美金。六四风波打击了傅和《中报》，傅宣布关报，并向北京喊冤称因为他为中共辩护才被迫关报。
美国驻华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黄雀计画」（可参阅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回忆录），透过秘密管道救出很多民运份子，像是苏晓康、柴林、封从德、王军涛等，他们来到美国东西两岸，就学或就业，多数拿到政治庇护的居留身分。另外就是避秦来美的高干，像是许家屯、千家驹、金尧如、刘宾雁、阮铭、严家祺、苏绍智及戈杨，以及正在美国考察，六四後发言责备中共以致遭禁止回国的人，如西安电影厂的厂长吴天明等。这群人的出现美国，使在政界、学界、智库、文化界、宗教界的美国人增加了许多对中国及中共的了解。
同样的，也使这批中国菁英增加对美国的了解。不过由於他们深受中共特质的内化，不久就为了利益、权位和意气之争分裂互斗。加以中国国安部门对民运团体的渗透挑拨，见缝插针、遇洞灌水，民运遂分崩离析，惨不忍赌，伤了不少当时热情帮助他们的人的心。
六四惨案後，流亡洛杉矶的民运人士创办了《新闻自由导报》，民运人士权华成立起一个理事会，请刘宾雁担任主席。不久导报由於资金短缺，把工作人员由5人裁成2人，总编辑程凯无法工作，愤而辞职，於是内杠不绝。当时陆铿是《新闻自由导报》的顾问，眼看纷争难断，陆铿在内部会议上大声斥责《新闻自由导报》的内斗，竟致老泪纵横说：「我太伤心了，民运如此艰难还要搞内斗，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说完又流起泪来。
那时各类民运组织很多，谁都不想被谁管，各立山头，关门内斗，主要是想取得捐款，但量小气浅，大多不欢而散。美方及华人的捐款人十分失望，慢慢都抽回了手，捐款人也常卷入民运的是非恩怨，因此避之唯恐不及。有些民运人士的言行粗鄙，吃相难看，应了那句孔夫子的话：「君子固穷，小人穷斯烂矣。」
另外，中国国内大学生被蒙蔽的多惨可举一例为证。去（2018）年美国某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六四29周年纪念座谈会，席间有位中国来的新生受不了，站起来大声痛骂：「你们就见不得中国好吗？为什麽捏造这样的故事？」说完痛哭失声。其他同学安慰他，给他看影片和相关资讯，该生看完震惊不已，脸色苍白，神情痛苦。
六四惨案已经过了30年，在中共全力社会控制（维稳）下，现在的中国青年一代已经「不知六四，遑论文革」，中共暂时取得遗忘对记忆斗争的胜利；但是国际上和历史界并没忘记，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只要稍有理性和道德感的人，都会发现历史的真相，那时就是中共统治正当性破产的一天。
和中国密切的东德是那种面对类似天安门事件更强硬的国家，它认为，类似天安门的事件不能在东德发生；若发生，会采取和中国政府一样的措施。
不过随着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笼罩欧洲44年之久的「铁幕」；同年9月，上千名东德人透过匈牙利进入到了西德境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东德的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为了平息游行，德国统一社会党罢免了何内克（Erich Honecker）的党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大量东德人通过柏林墙轻易进入了西德境内。在两德统一的声浪中，东德遂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
事实上，和时任美国总统老布希一样误判北京的，包括整个西方社会，英国误判的表现，因为一批秘密档案的解封，显得更为具体。
据港媒披露，近年英国一批解封的文件显示，当年伦敦错误判断北京最高人事交替，包括错误估计赵紫阳在六四前可望大权在握，後来又错误认定赵下台後，将由政治局另一常委乔石坐上总书记职位。而後来江泽民上位党魁则被以意外形容。
1989年2月《卫报》和《金融时报》相继发文称，根据中共高层消息，赵紫阳身处权斗漩涡，时任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希望邓小平将他赶下中共总书记的职位。然而英国驻华大使馆对这两篇文章反应激烈，称其「危言耸听」、「肤浅」（alarmist and superficial），并向伦敦强调没有任何新证据显示赵紫阳身陷麻烦。
到了3月，即胡耀邦突然病逝前的一个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在一份电报中分析指出，赵紫阳1987年当选军委副主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因为和赵的前者胡耀邦相比，胡最大的弱点是未能在军委有职位，没有获得军方支持。
4月13日，即胡耀邦逝世前两天，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向伦敦发电报，称自己倾向相信赵紫阳会一直做总书记，直到退任。他还判断邓小平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正式退任军委主席，而赵紫阳当选的机会很大。
但胡耀邦突然去世後，5月18日，赵紫阳在温家寳陪同下，探望广场上的绝食学生，成为他一生人之中最後一次公开露面。在5月24日的一份文件中，援引知情人消息说，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上以4比1的投票，被赶下台。
六四屠城发生後，6月8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又分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有机会接替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事实证明，邓小平挑选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当时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欧义恩（Iain Orr）发电报指，江当选总书记，在上海是一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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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天安门民主运动後 整个西方社会误判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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