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器官移植协调员梁辛（化名）向大纪元记者描述他看到的景象，“比如说胳膊四肢抽搐一下，当开刀、开膛的时候。”“这些供体都（被说成）是脑死亡，还没有死，昏迷状态，没有自主呼吸那种，但是严格地做那种严格判定的话有些是不够脑死亡的，有很多。”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协助完成器官摘取中，窥见了很多外人难知的内幕。图为手术示意图。
被中共高调宣传成为生死“搭桥”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除了游说供体家属同意摘器官，协助完成器官摘取也是工作流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因此窥见了很多外人难知的内幕。
“我也进去过手术室，获取（器官）的时候这个人脑死亡，但是不见得是完全脑死亡，可能会有一些知觉，切取（器官）的时候人会弹跳一下、抽搐一下，会有这个反映。”
辽宁器官移植协调员梁辛（化名）向大纪元记者描述他看到的景象，“比如说胳膊四肢抽搐一下，当开刀、开膛的时候。”
“这些供体都（被说成）是脑死亡，还没有死，昏迷状态，没有自主呼吸那种，但是严格地做那种严格判定的话有些是不够脑死亡的，有很多。”
他还说，“捐献体和死亡证明我这都有，开死亡证明正常开，但是死因会写呼吸循环衰竭。都是这么写，因为这个属于自然死亡。”
医生控制的供体死亡时间
大陆媒体描述器官协调员的工作是和时间赛跑，因为在供体心肺系统尚且维持着生命体征的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取到器官，对于移植成功率至关重要。
不过，大陆媒体的报导也透露出一丝诡异。在大陆媒体《封面新闻》2021年4月1日的一篇报导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说，“在撤除心肺支持系统前，是最难熬的。”病床上，患者心跳、呼吸还在，但大脑已丧失功能，他们与传统观念的“死”，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供体的生和死，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而决定这个生和死的是医生。
梁辛告诉大纪元，“像我之前遇到的一个，家条件很穷，但是这个人还是可以救过来的，但是家里就不给他治了。（医生）饿着他，饿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最后达到那个条件了，才把这个（器官）捐出来。”
这样的情况，梁辛遇到过不止一次。他在去年九、十月份时，又遇到过一次，这个供体是从监狱送来的在押犯人。
梁辛和同事首先接触到的是狱警。他们从狱警处了解到的信息是，供体是四川彝族人，在云南贩毒被抓，先关在云南的监狱，后来给调拔到辽宁。梁辛说，“沈阳马三家那边，现在那边有很多监狱。具体哪一家我也不知道”，“他是从监狱送到医院，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可能是挨打。”
梁辛说，他的同事把供体家属从四川骗过来，供体家里确实困难，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商量器官价钱来来回回谈了五六天，后来终于谈成了，谈的价格是五万块。
当时供体所在医院不具备获取器官的条件，这家医院主任就把供体信息提供给梁辛他们。“（这家医院）把这个人，说白了是用药去续他的命，给他打一升压药，兴奋的药。”梁辛说，把供体转院到医大医院后，“这家属就突然变卦，不同意了，临时又给他加了五万块钱。”
在商谈器官价格期间，供体一直被医生用药续着命。“用药物挺了五六天。用ICU的话说，我可以用药，可以让他什么时候死，也可以让他什么时候活。控制死亡时间这个在医学上可以做到的。”梁辛说。
“这个人‘捐’了一个肝两个肾，供体拿来会被充分地利用。”他说，“配型都是配型库里面。”
法轮功器官应该还会用
梁辛也对大纪元表示，“在国外找不到器官，但是在我们这随时能找到器官的，因为全国的数据信息都在这。”
他表示，“法轮功这种（器官）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因为他们每年都要写一些政审报告什么的，都会提到像法轮功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会存在这种情况，只不过我接触不到这种。”
梁辛还披露了医大医院的科室主任一段特别的工作经历，认为他早已知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
“他（主任）是零三年的时候从苏家屯的血栓医院（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考研究生考到这个医院（医大医院）的。但是他考的就是器官移植，苏家屯的血栓医院怎么会考器官移植？考到这呢？”
“零三零四年的时候，就是你们（大纪元报导）说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获取的高峰时期。但是这个外人不会了解，我只是根据时间情况去分析，为什么这个人在那个时间段突然从那个医院（血栓医院）来到这个医院呢。”梁辛分析道。
“有些东西我们不会很了解，就像那个犯人一样，我们主任会很了解，他不会去谈，只是把价格谈成，谈拢就完事了，他不会告诉我们实际情况的。”
中共活摘法轮学员器官的罪恶正是从苏家屯血栓医院首先被曝光出来的。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
当年3月20日，大纪元发表《主刀医生太太揭苏家屯器官摘除黑幕》的文章。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安妮指证，苏家屯集中营设立在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2001至2003年间该医院曾关押法轮功学员约6,000人，超过4,000人被活体摘除器官。安妮的前夫当时是血栓医院脑外科医生。
苏家屯事件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浮出水面，震惊国际社会。中共在器官来源问题上的说辞矛盾百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声称，中国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是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但到2006年11月，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改口承认，中国器官移植“绝大多数来自死刑犯”。
在国际压力下，2010年3月，中共宣布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梁辛从事的人体器官协调员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医大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进了ICU
梁辛表示，“我现在能确认的是在2015年之后，在公开条件下没碰见过死刑犯（器官）的情况，但在2015年之前确实有，具体2015年之后不用死刑犯的，我接触不到，或者没有。”
不过梁辛说他听说过死刑犯的事，人还没有死就开始摘器官，“拉到救护车上，当时直接把人动脉剪断什么的，这和活摘差不多，因为当时还没有死透吧。因为死刑了还打什么麻药，他会有疼痛感，甚至会叫喊，喊叫，如果说开膛之后切断动脉就不会了，切断动脉就死了。”他说。
“来历不明的供体也有，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认为，从红十字的角度，它应会监督医院找供体的直系家属。
海外追查国际发布《对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报告》，报告表示，中共宣称器官移植2015年前用死刑犯器官和2015年后只用捐献器官是不同时期不同的骗局。
对大陆器官罪恶有所了解的梁辛认为，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刘永锋可能遭恶报了。
他向记者披露，“刘永锋这人快死了，现在在ICU，他得那个病不是很重的病，但是不知道怎么突然恶化了，已经快死了。两个月前得的病，好像是血管瘤，不是特别复杂的病，突然恶化了，我估计是遭恶报了。”
梁辛因为做器官移植协调员，接触到一些大陆器官移植领域的黑暗，他说：“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希望牺牲我一个，能够唤醒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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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记者顾晓华、章洪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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