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民国政府救助2万多名犹太人

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

二战时期民国政府救助2万多名犹太人

作者: BBC中文网

20世纪30年代，对于成千上万绝望的人们来说，这座中国大都市是最后的选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城市都对想要逃离纳粹德国暴力迫害的犹太人实行入境限制。但上海没有。这个多元文化的绿洲住着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伊拉克居民，是少数几个接纳犹太难民地方中的一个，不需要签证。

尽管上海距离犹太人在德国、波兰和奥地利的家园超过7000公里，但在1933年至1941年期间，逾2万无国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逃往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只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它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有一个已经建立的俄罗斯犹太人社区，十年前，他们建造了带有大卫之星的建筑：摩西会堂。

上海一座古老的砖砌建筑上，大卫之星证明了这座城市非凡的犹太历史。

起初，上海的生活对新人来说是平静的。犹太难民受到上海居民的欢迎，他们创造了强大的社区，有学校和活跃的社会场景。一些难民开始从事牙医和医生的工作，其他人则在附近开设商店、咖啡馆和俱乐部。

难民们所没有预见到的是，他们走遍全球，结果却落入了纳粹最强大盟友的手中。1941年，日本占领了上海。在纳粹的指示下，日本军队围剿了该市所有的犹太人，并将他们限制在提篮桥。上海的犹太人聚居区由此诞生。

我停在提篮桥霍山公园的一块石头指示牌前，这段黑暗的历史在我脑海中盘旋。这是一个宁静的小绿地，小径蜿蜒于郁郁葱葱的植被中。当我拍照时，一群坐在长凳上的中国老人带着困惑的表情看着我。虽然提篮桥的犹太历史确实吸引了一些国际游客，但这个地区仍然远离城市的主要旅游路线。

霍山公园的一块牌匾写道，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超过1.5万名犹太人被限制在周边地区。

正如铭牌(用英语、普通话和希伯来语)所解释的那样，霍山公园周围的这片区域是犹太人聚居区。这个贫民窟北邻周家嘴路，南邻惠民路，东邻铜北路，西邻公平路，面积约为1平方英里。20世纪40年代初，超过1.5万名犹太人居住在这些边界内，霍山公园充当了一种公共客厅，许多犹太人白天聚集在这里。与当时欧洲的一些犹太人聚居区不同，提篮桥并没有被围起来。但据研究上海犹太历史的以色列记者、专家德维尔·巴尔-加尔(Dvir Bar-Gal)说，这是一个贫困和萧条的地方。巴尔-加尔从2002年起就一直带领游客参观提篮桥。

巴尔-加尔说：“想象一下，你是一名住在维也纳的医生、律师或音乐家，突然在上海(贫民窟)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但他们想要通过戏剧和音乐等传统活动来维持犹太人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很低，但在上世纪30年代，(提篮桥)的犹太人生活非常繁荣。”

据巴尔-加尔说，甚至在日本入侵之前，与欧洲的舒适生活相比，许多在提篮桥的犹太难民生活贫困。日本士兵从上海各地聚集犹太人，强迫他们全部生活在这个新形成的犹太人区边界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犹太人被禁止离开该地区，即使是为了工作。除非得到日本军官的许可，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疾病和营养不良困扰着许多过分拥挤的集体收容所。“它从一个贫穷的社区变成了一个极端贫穷的社区，”巴尔-加尔说。“许多人没有工作，住在公共住房里，有许多其他的床、公共浴室和厨房。他们没有隐私，也几乎没有食物。”

如今，许多从前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建筑依然存在，但提篮桥无疑是华人社区。

尽管有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杀害，多达1400万中国士兵和平民在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中被杀害，但上海的大多数犹太难民幸存了下来。这一非凡的壮举被大屠杀历史学家大卫·克兰兹勒(David Kranzler)称为“上海奇迹”，巴尔·加尔(Bar-Gal)说，他们幸存下来是因为犹太人不是日军的主要目标。

1945年，随着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队撤退，上海的大多数犹太人迅速离开，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地。但如果上海没有接纳这些难民，这些超过2万名犹太人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无法从纳粹敢死队手中幸存下来。

如今，提篮桥无疑是华人社区，几乎没有外籍居民。巴尔-加尔说，目前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不到2000人，低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约4000人。据他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曾经住在这个贫民区的犹太人亲戚。但许多在这里寻求庇护的人的后代，如果不是在这里出生，也曾来过提篮桥。

在大流行之前，巴尔-加尔经常向犹太游客展示他们的祖先在提篮桥许多低矮、破旧的建筑中居住的地方。他怀念这段经历，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暂停了巡演并离开上海。但由于他的缺席，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犹太区的故事并没有消失，这多亏了坐落在摩西会堂(Ohel Moshe Synagogue)地上的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Museum)。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犹太礼拜场所曾是提篮桥的社区中心。2007年，它被改建为博物馆，经过大规模扩建后于去年12月重新开放，致力于保存鲜为人知的故事，即像其网站上所说的那样，上海是犹太人的“现代诺亚方舟”。

犹太教堂的祈祷大厅是博物馆的入口，自从正常使用以来一直没有改动过。据博物馆展览与研究部主任索菲亚·田(Sophia Tian，音译)介绍，展品展示了提篮桥的犹太社区如何形成，以及犹太难民的私人故事。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cob Rosenfeld)博士的故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1939年，这名犹太难民从奥地利来到上海，后来加入中国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他是一名野战医生，挽救了许多受伤的中国士兵的生命。在被授予几枚中国军事奖章后，罗森菲尔德于1949年回到奥地利与家人团聚。另一个展览展示了杰里·摩西(Jerry Moses)充满感情的回忆，1941年他和家人从德国逃到上海时，年仅6岁。

“如果(上海人民)没有如此宽容，我们的生活将会很悲惨，”摩西说。“在欧洲，如果犹太人逃跑了，必须躲藏起来，而在上海，我们可以跳舞、祈祷、做生意。”

该博物馆还通过提供详细的小册子，介绍和标出提篮桥的犹太历史遗址，鼓励人们独自徒步游览犹太区。漫步在街道上，让我不禁想象80年前日本军队涌入上海时的提篮桥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的第一个建筑是雄伟的老铁栏桥监狱。二战期间，日本人将数十名犹太难民和中国的异见者关押在厚厚的石墙后。日本人的残暴使犹太人和中国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经历。田女士说，这种联系仍然很紧密。

“犹太社区与上海当地居民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合作和感情，”她表示。“他们把欧洲文化带到上海，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在文化上融合。”

接下来，在长阳路上，我经过了一个以前的犹太难民收容所。这7栋多层建筑现在主要用作公寓，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这里住着3000多名犹太人。附近的霍山路和舟山路一带曾被称为小维也纳，是提兰桥犹太社区最繁华的部分。上世纪30年代末，这些街道是上海犹太社区的支柱，在前百老汇剧院楼顶的吉祥物屋顶花园(Mascot Roof Garden)，犹太人的生意和定期的社交活动比比皆是。这座优雅的装饰艺术建筑现在是一家小酒店，二战前曾是这座城市犹太人的欢乐源泉。

霍山路和舟山路周围地区曾是上海犹太社区的支柱。

这种情谊是维系上海犹太社区精神的关键，许多人在欧洲的家人仍面临生命危险。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满怀希望的企业家希望通过发家致富，把上海从不起眼的小渔村变成了世界第五大城市。而提篮桥给犹太难民提供的不是财富或奢侈品，而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安全。

80年后的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令人振奋的生存故事传上世界各地。如果你在寻找一颗孤独的大卫之星，寻找一块小石碑，然后走进一座仍然矗立着的犹太教堂，你会了解到中国如何庇护那些惊恐的犹太人，他们在家乡没有权利，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