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其“战狼”外交官们在外交场合行径粗暴、野蛮。图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其“战狼”外交官们在外交场合行径粗暴、野蛮。如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曾在外交场合对前澳大利亚外长做出无礼举动及中共驻外外交官拒绝与外国同行的交流等。分析认为，中共驻外外交官拒绝外交活动的背后，是他们害怕成为习“反腐”运动的牺牲品，所以只能照本宣科。
王毅无礼对待澳外长
习掌权后，中共外交官在外交场合的无礼程度更高。在中共的煽动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更为高涨。
2013年11月23日，中共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澳大利亚发表声明，对北京在有争议的东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表示关切”，并召见了中共驻澳大使。
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澳方声明“强烈不满”、指责澳方行为“完全错误”。
当年12月6日，时任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新上任后首次到访北京，但王毅在当晚的一个正式会谈之前，在一群记者面前，一改往日外长会面热情问候的常规，对毕晓普非常冷淡，一见面就表示，中共对于澳方在中共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言行非常不满。
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在其新书《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中认为，对习惯于参与双边会议开场白的人来说——尤其是在中国，王的举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这样的时刻通常是留给关于天气的客套话和关于共同兴趣的陈述。实际问题的讨论一般在现场没有记者之后。
王毅还说，“中国社会各界和中国人民对此深为不满，相信这是中澳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王继续告诉毕晓普，两国关系已进入“关键时期”，希望澳大利亚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看待事情。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弗朗西斯‧亚当森（Frances Adamson）悄悄递给毕晓普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情况非常糟糕。（This is going terribly badly）”
书中描述，毕晓普冷冷回应，称澳方尊重“中国（中共）在问题上发表意见的权利”，希望中方将同样的权利扩展到澳方。随后，两人进入晚餐，他们几乎是沉默地坐着，互相凝视了一个小时。
在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澳大利亚高级外交官员说，他30年来从未遇到过如此无礼的情况。
此外，习领导下的中共，和过去一样，隐瞒病毒在中国的真实情况，但是对外却不承认病毒起源于中国，策略是向海外“甩锅”。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大规模爆发，最早出现于2020年初中国湖北的武汉市。
6月1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是多点多地同时暴发的情况。言下之意，中共不承认湖北武汉是首发之地。
6月初，另一名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应开放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Ft. Detrick）生物基地，供世卫组织进行病毒溯源调查。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在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里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遗传进化分析，也就是病毒序列的家族树，显示病毒来自于武汉，明确显示来自于湖北省，于2019年9月至11月之间（起源于）武汉或附近，因此病毒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已知的。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中共）说这种病毒是在德特里克堡或德特里克堡附近出现，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是零！”
自中共病毒疫情2019年在武汉传出后，中共不断根据一些传闻或者论文，将病毒的起源“甩锅”到海外。
去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公开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中共驻澳大使拒绝参与外交活动
中共外交官员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一边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硬姿态，一边拒绝参加当地的外交活动。
以中共驻澳大使成竞业为例。
中共驻澳洲大使成竞业在4月7日警告澳洲，不要在新疆人权议题上跟着美国制裁中共，否则澳洲将遭中共报复。去年4月，成竞业曾对推动疫情调查的澳洲发出经济威胁。当时成威胁说，设法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展开独立调查，可能引起中国消费者对来澳留学和旅游“产生抵制心理”，并“自发”停止购买澳洲的畅销出口农产品，例如牛肉和葡萄酒。
“战狼”的成竞业近日又被澳媒爆出，其在会议中带着一脸疲惫和焦虑，几乎完全退出了堪培拉的外交、社交场合。
根据《澳洲人报》的报导，堪培拉外交圈中常见动作，即新上任的大使拜访中共在Yarralumla的大使官邸，现在变得充满风险。
在最近的一次这样的交流中，一位新任大使发现一名中共初级外交官在整个会议期间坐在这名看起来很担心的成竞业旁边，做笔记。
随后的轻松晚餐邀请也被中方拒绝。成的秘书使用的原因是“疫情”，但是堪培拉已经几个月来没有一个本地病例。
一位大使同事说，现年61岁的成几乎完全退出了堪培拉的外交、社交场合。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沟通。但相反，他们孤立了自己，”这名大使说。他还说中共驻世界各地的使馆情况都相似。“当关系变得困难时，他们不回应。他们关闭了沟通渠道。”
报导引述一位驻堪培拉的高级外交消息人士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
照本宣科类似文革担心“反腐”？
外国外交官感觉与中共外交官的对话越来越难，常常让外界感到他们在按照脚本演戏及官僚化。
马丁的新书举了两个例子：这些中共外交官要么不说话，要么照本宣科。
2013年，一位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安排与一位长期从事中共外交工作的联络人喝咖啡，他希望在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借鉴他几十年的专业知识。但中共外交官却带着陪同人员出现，并且不愿意讨论他的专业领域。
这位欧洲官员继续追问，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谈话变得如此冷淡。最后，这名中共外交官提出了一个建议：“你可以就这些问题咨询谷歌。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有用的资源，希望这有帮助。”
一位美国官员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上也感受到这种变化，在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经习惯了来自对方的建设性对话。但当他的对话者翻开一本简报，并开始用中文逐字逐句地读出一系列预先批准的谈话要点，尽管他通常喜欢用英语，这变化让他“大吃一惊”。
对于这些变化，马丁的新书认为，许多中共外交官对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感到不安，他们害怕习的“反腐”运动，恐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所以只愿意低头照本宣科。
书中写道，在“文革”时期，中共外交官在街头殴打德国外交官，以表明他们对毛主席的“忠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机场被拘留，汽车被强行打开，国旗被撕毁。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中共高级外交官在会见外国外交官时不得不假装一切都很好。1967年夏天，在会议上，匈牙利外交部长对中共驻匈大使讲述了匈牙利驻北京大使的汽车遭到袭击的情况。中共大使简单地回答说：“我国的红卫兵受过训练和教育。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习近平要求中共外交官强硬。现在很多中共外交官的做法，主要是因为需要展现对习的忠诚。其中部分人对习过分强硬的要求也不见得认同，但是却无法反抗。所以就出现了和文革中类似的一幕：把自己封闭起来，同时说着违心的话。
中共传统：周恩来要外交官有“斗争精神”
路透社去年3月援引消息报导，中共外交官所以摆出“战狼”姿态，是因为习近平早前曾下达外交政策指令，要求外交官要有“战斗精神”。
其实，中共高层很早就要外交官有“斗争精神”。美国之音引述媒体人的话表示，无理的“战狼”行为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因为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曾把外交人员比做“文装军人”。
“当周恩来1949年成立中国的外交队伍之时，他对那些外交人员说，他们必须要有斗争精神，行动上必须要像文装军人。根据周的要求，中共外交官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中共利益，一方面要所谓‘广交朋友、赢得好感’。”
报导认为，中共“战狼外交”并非是当代的新产物，而是根植于中共的本质，是中共政治制度、外交传统才造就了其外交人员在国际上的各种奇特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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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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