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被侵害：“强制报告”的中国医院故事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三

当孩子被侵害：“强制报告”的中国医院故事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正式实施，其中增加的“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发现的人有法定报警义务。在所有需要报告的主体里，医院是最被检察机关看重的一个。但实践中，“强制报告”的尺度并不好拿捏。是否能够准确地“报告”，除了取决于医生的责任感，更取决于他们的接诊经验和人生阅历。

第一起案子

到现在，郭宏敏脑海里还能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个小女孩，仰躺在沙发，大冷天，却只穿一条小内裤，褪在大腿根。沙发深色，长条形伸展在客厅中间，小孩子的内裤缀有粉色小碎花，此刻却像野草枯萎在褐色沙石间。

郭宏敏是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的儿科医生。2020年元宵节，她在儿科急诊值班。下午2点多，120来了个电话，说是一个10岁的孩子，被家长打了，现在呼吸微弱。值班护士于是喊外科医生出诊，郭宏敏正好在走廊上，听到他们喊，心想孩子呼吸不太好，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打孩子，孩子气急，呼吸过快而碱中毒，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孩子头磕到要害部位，引起颅内出血。她想最好自己也一起去。

急救车开了十多分钟。郭宏敏看到来接车的妈妈，慌慌张张，穿着家居服、拖鞋，但长得眉清目秀，也没有蓬头垢面，心里还没觉得怎么样。到孩子家中一看，孩子躺在沙发上那一幕冲击力极大。郭宏敏心想，给孩子盖条被子都不会吗？沙发旁边还有呕吐物，明目张胆地堆着，也不处理。这人，把孩子打成这样，干脆不掩饰了。

Image图｜视觉中国

郭宏敏过去查看，发现孩子前额有明显淤血，头部还有局部凹陷，她想，孩子大概被拽着头往硬地上一直“磕磕磕”来着。孩子浑身都是新旧伤痕的淤血，躯干部位还有长条伤痕，像是鞭打的。后来得知，那是拿衣撑抽的。孩子已经没气儿了，郭宏敏和同事还是对她进行了急救心肺按压、呼吸气囊给氧，新建静脉通道，“但是推药的时候就已经推不进去了，心电图也是一条直线”。

那个女人俯在孩子身上哭，边哭边说：“刚还没事，咋这一会儿就不行了。”郭宏敏听同去的外科医生问了一句：“谁把孩子打成这样，谁打的？”女人说：“我打的。”“你为啥打？”女人回说：“她不听话。”卧室门边，有个男的站着，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郭宏敏后来回想，刚进屋时，没感到北方冬天室内那种暖风扑面的感觉，那间屋子里的温度，如果不穿衣服，无异于冬天赤裸站在室外。

警方审讯这对家长后得知，男的不是亲生父亲，女的倒是生母，不过过去一直将孩子放在亲戚那里养。直到疫情暴发，她上班的娱乐场所停业，才把孩子带到身边。没想到孩子并不听她这个妈妈的话。事发前那三天，他们没让孩子吃，没让孩子睡，大冬天里让孩子脱掉衣服，到阳台罚跪，还用冷水浇孩子，抓孩子的头往地板上撞。不穿衣服，也是为了打起来方便，可以直接打在皮肤上。郭宏敏后来听说，遗体解剖后，发现全身上下，除了阴道没有外伤，其余地方都是伤。而死因，郭宏敏猜测，孩子又气又饿又急，或许因此发生应急性反应而突然死亡。

《小委托人》剧照

2021年端午节，当和本刊记者谈起这个案例时，郭宏敏又在同一间儿科诊室值班。她50多岁，但高高瘦瘦，看上去挺年轻，精力十足。讲话语速挺快，记性也很好。或许也是因为冲击力过大，这桩一年半以前的事，她记得很多细节。

这天她要值一个跨夜的24小时班。儿科医生最常接诊的情形就是小儿发烧咳嗽，有时一个小朋友发热，家里一来就是三四个大人。大家都挤在她的小诊室里，个个紧张得不行。郭宏敏常年看诊，见到的都是这样的家长。回想那个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凶残的家长，她现在都无法理解，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冷的天要让孩子光着，为什么连被子都不给盖一个”。

第二起案子

在新乡市，引起如此震动的案子还另有一件，它发生在与市一医院相距两条街的新华医院。2018年，贾西贝还在新华医院当儿科主任。秋天的一天，新华医院重症监护科收治了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孩子丢丢（化名），是内科方面的重症，经过抢救，病情稳定下来。丢丢性格外向，也愿意跟人交流。收治第二天，贾西贝例行查房，发现这孩子手背上有陈旧性烫伤疤痕，是旧伤，但挺密集，烟头烫的，也有打火机烧的。这些外伤，分布均匀，不像是意外，更像是人为。

当天，贾西贝关照同事，请她们对这个孩子多关爱一些。那两天夜里，护士会小心翼翼地跟丢丢聊天，与后来来的志愿者一起，大家逐渐拼贴出孩子叫人难以置信的生存险境。

《素媛》剧照

丢丢还有个姐姐，比她大两岁，姐妹俩与她们的母亲、继父以及这对夫妻后来生的一个弟弟一起生活。丢丢全身上下，还有不少疤痕，有的是被夹子夹的，有的是针扎的。很突然地，孩子说一些继父的事给医护人员听，“他把那个东西放到我嘴里，我都出不来气”，“让我们喝他的尿”。孩子说的“我们”，指的是她和她姐姐。她说，姐姐也经常被继父叫到他房间里去。孩子还小，并不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医护听到耳中，感到震怒。她们怜惜孩子，不敢多问，只是孩子有时说点什么，就记下来。

到现在回想丢丢的事，贾西贝还是感到很不舒服，不愿谈，所以一开始，她并不愿意接受采访。本刊记者最后见到贾西贝的时候，是在她家里。她已经退休了，还未入住的新家正在装修，陆陆续续搞了两年，仿佛要以此填满退休后的大把时间。谈上几句，她就要起身去看工人的进度。回忆一个6岁孩子受到如此遭遇的往事，对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儿科医生来说也过于艰难。对孩子天真地描述出来的那些细节，她没有勇气去一一重复，只是告诉本刊记者，“性侵”是一个太冷静、迂回的词，远不足以描绘那个继父所做之恶。

从贾西贝查房发现孩子身上陈旧性的伤，到最后报警，总共经历两天时间。这两天里，科室里的医生护士们感到极度愤怒、不可思议，但究竟怎么办，大家都有顾虑。医院害怕介入“家事”，和患者家庭起矛盾，以后家属来闹事、报复。贾西贝最大的顾虑则是，“报警了，然后咋处理？”。她认为这里面不可预测的东西太多。假设警察来了，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孩子沟通？这是二次伤害层面的问题。再比如，倘若警察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反而惹恼这个继父，会不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那会儿，贾西贝还没听说过“强制报告”制度。报警与否？这个决定的责任几乎压在贾西贝一人身上。她承受着良心与危险的煎熬，既害怕“惹事”，又觉得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以后一辈子心里都会过不去。但做还是不做，几乎在她一念之间。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正式实施，其中增加的“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并规定，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人员在发现上述情形时，需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包括了居（村）民委员会、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乃至旅店、宾馆等，但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和诊所等医疗机构，由于能够第一手接触到伤情，成为检察机关最看重的一个。

萧山的实践

2018年4月，在“强制报告”入《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就率先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并将医院当作重点。原因有两个：一是医生最能发现伤情；二是医院是一个“中立第三方”，以学校作参照，学校有“平安考核”的考评机制，发生这类案件势必对考评结果有影响，而医院在这方面就没有利害关系。

但萧山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方芸告诉本刊记者，制度推行头几个月，一起报案都没接到。于是他们联合卫健委，找医院负责人来谈，发现医院最大的顾虑是“担心打击报复”——如果报警者的信息稍有透露，将来这个罪犯出狱，会不会来医院报复他们？

在本刊记者对医院方的采访中，好几位医生都提到了“报复”这个词。尤其在新乡，2017年以前，市里的“医闹”非常普遍，甚至一度形成产业，参与堵门的“小黄毛”，市场行情是每人每天50块钱，外加两盒烟一瓶酒。最让医院恐惧的是市郊农民，他们一来就是一车队的人。市一医院医务科的王锐告诉本刊记者，那几年，“每个月都有来医院堵门的，在医院设灵堂，最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最开始有人来医院闹，老百姓会说，医院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们说的都是，又来要钱了”。

Image图｜视觉中国

他自己有一回就被一个患者家属堵在办公室里，对方站在门口骂了他足足两个小时，用词又脏又狠，隔一会儿还要往门里冲一次。当时来的警察跟王锐说，要不就跟对方道个歉。王锐事隔几年再讲这段经历，眼里还泛起一点泪光，就觉得委屈。当时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他跟警察说：“今天出了门，我把白大褂一脱，我就跟他拉开练。”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害怕。

王锐的一位同事处理纠纷时，“医闹”就把他妻子在哪儿上班、孩子在哪儿上学、家住哪个小区哪个楼几层门朝哪边开，都列举给他听。这位医生之后跟医院表态说，要多少赔给他们，不够的他自己补上，吓到了这份儿上。2017年之前，碰到医闹，报警没什么用，因为公安也不知如何应对。医院不得不自己组织护院队，紧急情况下，把家属控制住，把灵堂拆了（公安有时会在暗处，一旦发生冲突可以依法处理）。那几年医闹事件频发，到现在，新乡市的医护人员仍心有戚戚，谈起“强制报告”，脑海中第一时间出现的念头就是“担心报复”。

在萧山区检察院的实践中，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医生可以将线索报给医政科，由医政科拨打110。同时也告诉医生，日后的证人证言等方面，都可以做保密卷宗处理。方芸记得，顾虑打消后那段时间，医生们开始非常积极地报，“很多时候16岁怀孕、18岁怀孕的都报过来了”，因此那一年医生报告的17条线索中，成案的只有1件。到了下一年年初，有一桩未成年人性侵案，那个施害人有意识地带孩子到不同医院就诊，其中一次到了萧山区，正好赶上全国只有萧山区在实行“强制报告”制度，接诊医生报警，施害人因此被抓。

萧山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方芸，图为她给萧山第一中等职业学校上法治课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这三年里，萧山区检察院共接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方面的线索38条，成案14件，其中性侵案件最多，达11件。方芸说，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年纪很小的小孩隐私部位有伤情，肯定是不正常的，另一种是未成年人怀孕后就诊，推算一下时间就很容易得出性关系是否发生在14岁以前。

14起案件中，其余2件是“虐待”，1件是“故意伤害”，这个数字说明，与性侵相比，暴力是种更隐秘、更不易被察觉的侵害。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和学校内部的暴力，虽然有家长与老师某种程度上互为监督，但当这两方都没能及时察觉时，伤害积累到一定程度，医院就是下一道保护未成年人的防线。

报警的尺度

插画｜范薇

回到2020年元宵节那天，一离开陈列着孩子尸体的现场，郭宏敏和同事们就开始讨论该怎么办：这个事，得报警。但关键是谁来报、怎么报。他们先打给120，120一听，说那不如你们医生报警吧，你们比较了解情况。回到医院，郭宏敏几人再把情况跟总值班汇报。最后，是总值班的护士打了110。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个担架工，直到医院报完警后，仍然放心不下，自己骑个自行车，去事发小区，就为看看警察出没出现。

因为报警及时，新乡市公安局侦查大队和法医等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来得及提取相关证据。据侦查，邻居经常听到他们家打骂孩子的声音，但是因为“别人家的家务事”而没有报警。这不免令人遗憾，如果未来“强制报告”能进一步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更多认可，或许“邻居”“路人”听到看到孩子遭遇家长暴力后，能将报警列为一个选项。

但假如当时那个孩子没死，这几位接诊医生，会选择报警吗？郭宏敏说，可能也会回来商量报警的事，因为那孩子给打得确实太不像话了。但假如孩子是受轻伤，“我们可能就觉得不一定会报”。贾西贝也说，如果当时只是发现丢丢手背上的烫伤旧疤，可能也不会去深究了。

某种程度上，报警与否，似乎取决于孩子受伤的极端程度。但极端事件毕竟是少数，因此大部分时候，“强制报告”的尺度并不好拿捏。当孩子身上的伤势并不那么明显时，是否能够准确地“报告”，除了取决于医生的责任感，更取决于他们的接诊经验和人生阅历。

贾西贝当了几十年儿科医生，她告诉本刊记者，儿科就是“哑科”，因为孩子们不像大人那样能够表达自己。有一回，新华医院收治了一位3岁的小男孩，住在普通病房。但病情令人印象深刻。他非常狂躁，逮着什么咬什么，咬破过输液管，还差点将护士胳膊上的肉咬下来，除此之外，还胡言乱语，乍看像是“疯掉了”。但是身体各项检查，都没有呈现阳性结果，唯一不能排除的是狂犬病。然而，贾西贝反复询问家长，孩子的病史与生活日常，并没有被狗咬过。

请其他医生会诊，同样得不出诊断结果。这个孩子在新华医院住了几天，不见好转。贾西贝认为只能转院，看家长焦急，贾西贝决定还是自己带着孩子去郑州儿童医院寻求帮助。孩子住进去后，她跟郑州的医生沟通说，目前还不能排除狂犬病，儿童医院一听这个诊断，说那也不能收，最好转去传染病医院，因为狂犬病是百分百死亡率。就在去传染病医院的车上，贾西贝试着跟孩子聊天。她问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欺负你？”

家长立刻否认，孩子也没吱声。贾西贝继续跟孩子聊天。“那我知道了，是幼儿园的老师欺负你了吧！”她接着说，“我知道你们那个老师，没事儿，我拿针管，跟你去学校（打他）。”

Image《熔炉》剧照

贾西贝坐在前排，孩子与家长在后排。她问完这几句，往后猛一扭脸，发现孩子看了她一眼，立刻把头低了下去。那个眼神里，不是惊恐，更不是狂犬病人会有的眼神。贾西贝说：“那是一个敏感的眼神，让你感觉他心里边很透亮，很明白，让你感觉到他不是病，他是在发泄。这个眼神里好像有他整个内心的想法。”通过这个瞬间，贾西贝判断，孩子这种外在表现，应当是心理上的障碍。传染病医院是不用去了，她叮嘱家长，回去慢慢跟孩子沟通，尤其是要在幼儿园里找答案。

后来家长问知，孩子在幼儿园，被老师关了几天小黑屋。未成年人受伤害，有时就是这么隐秘。

贾西贝的总结是，孩子的病，有时候就来自心理障碍，而心理障碍肯定有具体事件触发，儿科医生有时就需要像侦探，去探寻导致表面结果的内在成因，去发现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黑暗面。“强制报告”制度赋予医生的专业经验更大的责任，使报告由“一个选择”成为“一项义务”，对像贾西贝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医生来说，多少也减轻了一点做还是不做的心理压力。

她原来只是朴素地从经验出发，觉得自己的工作需要多管一点闲事，多操一点闲心，做一些分外的事。现在这个制度使她感觉“有法可依”。虽然退休了，但因为经验丰富，贾西贝还被医院返聘坐诊。她说，以后再遇到可疑的情况，“那（医生）就有依据了，不用权衡，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去正常走途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