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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花：革命的花朵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出的《以革命的名义经营鸦片贸易是毛泽东钦旨》中，已经介绍过了鸦片贸易令中共延安政权和军队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为之大喜过望的毛泽东好几次当众说了，“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南汉宸本人知道，自己如此被毛泽东夸奖，是江青向他的夫人王友兰传达的。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同居后，一次江青听说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刚刚从西安执行“贸易任务”回到延安，特别约见她，见面拍着她的肩膀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江青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当时的江青如此巴结南汉宸和他和夫人王友兰，原因之一是每次听说王友兰又要去西安等国统区执行“贸易任务”，都会央求王友兰用卖鸦片的钱为她江青购置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女人用的化装品和卫生用品。原因之二是，南汉宸本人是延安边区里少有的几个知道她江青在上海“不干净”历史的人。
如今，说到当年在延安曾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人，大都只介绍时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而事实上，张闻天和陈云等当时的延安核心领导层内几大要员之所以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主要原因并非他们不同意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而是因为江青的历史“不干净”。而在当时的延安干部群里，知道江青早在上海“历史不干净”的人只有三个，即王世英、南汉宸、陈雷。这几个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都曾在上海有过“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经历。
这个所谓的“中央特科”，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共1927年至1935年间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上海。
1934年9月，从家乡山东辗转到上海“从影”的李云鹤，在上海曹家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她当时所投身的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求助中央特科。当时的中央特科中，奉命组织营救工作的负责人是王世英。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这个李云鹤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 。特科中，早已经打入上海政府监狱系统的特务向特科反映李云鹤在监狱里的“软骨头” 表现之一，就是她曾有企图色诱狱卒以换取较好待遇的行为 。
这个李云鹤原本去上海之前即已经被当时在青岛的姘夫俞启威（黄敬）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到上海后“脱离组织”；被王世英等人从上海监狱里营救出来仍未能被“恢复党籍”，就是因为在监狱里“表现不好”。
出狱之后，李云鹤改头换面，取艺名蓝苹。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王世英全都历历在目。包括她与当时在上海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同居一年后，到杭州参加“集体婚礼”，但婚后不但仍与俞启威保持联系，甚至一度专程赶到北平与俞启威又同居了个把月。深受感情刺激的康纳殉情自杀，幸被救活。还包括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又曾为得到一部电影的角色而与这部电影的导演章泯同居，直接导致唐纳第二次自杀未遂。恶名昭彰的蓝苹也因此，被当时雇用她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解聘。等等。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蓝苹晚于王世英抵达延安，进入延安的第一天在“西北旅社”暂住，登记姓名时，她即将名字改为江青，意为“青出于蓝胜于蓝”。至于毛泽东与江青同居之后御赐她“江青”一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已经有中共党史文章考证说，蓝苹到延安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名字登记为江青，动机之一就是想掩盖自己在上海“从影”期间的不光彩历史。但这哪能逃得过中共当年在上海的特务头子王世英的法眼。江青到延安几个月后，即被从“文艺部门”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当时的毛夫人已经赌气去了苏联）的消息传到王世英的耳朵里后，王世英即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随即找到了自己之前在上海中央特科的同事们，包括南汉宸、陈雷等人，告诉他们：一个在上海监狱里试图勾引狱卒的女戏子，现在正在“照顾党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的起居”…….。
不日，延安又传出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公开同居，并准备在政治局同意他与贺子珍离婚后就搞一次对江青“明媒正娶”的消息。一封对江青的揭发信被递交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手中，在揭发信上签名的第一个是王世英，然后就是南汉宸和陈雷等。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南汉宸和王世英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本专栏前面播讲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党史资料记载有因为南汉宸当年在上海地下党的老领导人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推荐南汉宸时，告诉了毛泽东南氏原籍是山西洪洞。所以毛泽东与南汉宸第一次见面就打趣说，“洪洞县里没好人”。但王世英在中共建政之后担任山西省长期间的部下之一，多年前即告诉笔者说，延安时期给张闻天写信揭发江青，力陈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应该和江青同居结婚之理由的王世英和南汉宸，是山西洪洞县的老乡。所以，毛泽东在读过他们给张闻天的揭发信之后恨恨地说了一句，“洪洞县里确实没有好人”。而当时的这封揭发信并不是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而是因为当时张闻天接到这封揭发信后即交给康生，要求他先调查清楚信中所言是否属实。而康生则背着张闻天，把这封信给毛泽东看了。
日后的毛泽东之所以未对王世英和南汉宸施以报复，主要是因为他们说起来都是周恩来手下的国统区地下党要员出身，而且先后又都打入了国民政府西北军首领杨虎城的军政集团内部，为毛泽东等人率领逃窜到陕西的中央红军在当地立足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更因为当时，只有南汉宸出任边区财政厅长，才能靠与国统区的鸦片贸易让延安边区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变为“丰衣足食”……。
而在延安最高职务已经官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王世英，虽在中共建政之后中未被论功行赏，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山西省长的位置。至于南汉宸，我们前面播讲过的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他是如何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基人”的那段历史。此外，他也还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奠基人”。此经历说的是他在完成了“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的艰巨任务”后，即于1952年负责筹建中共政权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当然从这之后，南汉宸所执掌的中共政权对苏联等“友好国家”的贸易往来内容，肯定已经不是以鸦片为主了。
这里还需要再特别介绍一下，对中共政权来说早年功勋卓著，中共建政之后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王世英曾有一个“党内海瑞”的美称。党史文献称赞他是和中国历史上海瑞一样“不谄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理由有二：一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他在延安牵头力图阻止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对江青的揭发信竟然被毛泽东本人读到了；二是他在“文革”初被江青和康生亲自下令严加迫害的逆境中，仍然还敢写信继续揭发康生和江青，并要求自己在中央保健委员会担任御医总管的儿子王敏清把信交到周恩来手中。但最后，这封揭发信居然到了康生手里。于是王世英被迫害致死，儿子王敏清也因此被赶出中南海，下放到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农场里，劳动改造了整整七年。
同一时期的南汉宸同样也是被康生下令关押，罪名是叛徒，毛主席身边的内奸及“党内大烟贩子”。
当时，和南汉宸同样也有“党内大烟贩子”罪名的还有贺龙。
正是“文革”爆发后的康生和江青，还有陈伯达等人，故意把中共在延安时经营鸦片贸易的部分内幕故意透露给了造反派，当然是隐瞒了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亲自决策的最重要的事实真相。
我们过去节目中介绍过的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贺龙就是这个师的师长。当年在延安的中共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后，这位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曾当面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
这位当年的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还在日后公开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延安时期的）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这位当年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在日记中还写道：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当时的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直接供应的…….。”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著名作家萧军虽不是党员和高干，也应邀前去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南汉宸在报告中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
南汉宸当时的这番口气当然是表功式的炫耀，而萧军的反应则是：“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却原来）“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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