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

从“女儿国”到卷进党狱

作者： 司马璐

“你简直置身于一个‘女儿国’了。”有些同志都很羡慕我的工作，常常这样调笑我。

 第六章从“女儿国”到卷进党狱

党校公开对外，普通都是用“中山图书馆”的名义，实际上“中山图书馆”是党校内的一个附属部门，也是用来掩护党校的。

党校同学有五百余人，每人每天的菜钱是七分钱，较枣园为苦。这里主要的是训练党的下级干部的。我被派到党校工作，因为我过去学过一点图书馆学和管理过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因此被当作“图书馆专家”送到党校去当“中山图书馆主任”了。

我在党校，除了参加党校内一般的组织生活外，另由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个党校的同学程方善，我们随时联系，他就把我们在党校内“了解”的一切带到枣园去，我自己得抽空，也借口到城内去，实际上是去看潘汉年，潘走后，后来我就常和曾希圣见面。

“中山图书馆”内有两间房子，一为藏书室，一为阅览室。全部图书约五千余册，但除了当时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几种书，每种都有一两百册以外，其它的书，实际不出五百种，这样一个小图书馆，当时连我一共享了六个管理人员，平均一个管理员只管八十余种书籍。但这种情形还算好，我后来不久在抗日军政大学时，全部不出一百种的书籍，也一样用了五个管理人员，都是女同志，其中一个正待分娩，另一个正抱着孩子喂奶。我一进去就打趣的说：“啊，你们这图书馆好威风，不出一百种书籍，居然有七个管理员。”

“不，我们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女同志对我说。

我指着那个大肚皮的和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刻薄的说：“她们不就是四个吗?”

边区所有的图书馆，从来没有把图书分类编目过，中共当局一向只是把图书馆看作养几个娇嫩的女同志。自从“中山图书馆”开始一点制度化以后，抗日军政大学的图书馆，边区青年救国会的图书馆，都是经过我为他们整理编目的。在抗大图书馆时，邓拓帮过我不少忙。

我们的图书馆中，除我以外，其它几个也都是女同志。夏森是五个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个，生得一对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脸蛋儿，她不多笑，不多说话，一举一动都引人入胜，笑的时候，甜而美，两个酒涡微微露出，举止很文雅，从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转中就使人感到，她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位极聪明的女孩子。

“你简直置身于一个‘女儿国’了。”有些同志都很羡慕我的工作，常常这样调笑我。

结果，我终于在这个“女儿国”中“陷入情网”，和老同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情场争夺战。为了夏森，我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训练部长陈伯钧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因此埋下了日后卷进党狱的种籽。

我被中央组织部通知调动了工作，我当时只简单的想到，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原单位的工作表现和同志关系搞得不大好的原故。

我的新职务是当时中共最大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延安办事处主任，也就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我是这个通讯社的第一个创办人，最早发出的新华社通讯稿是我自己手抄的，我当时为了新换一个独立发展的环境，很卖力，殊不知背后早已有阴影跟着我。

我这时的工作表面上是受徐冰（邢西萍）领导的，徐冰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秘书，我屡次去请示他工作上的意见，他总只阴阳怪气的笑笑，或者简单的敷衍我几句。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自然喜欢到处钻钻，何况我是一个党报的记者?我觉得我的职责应该出去跑跑新闻，我何曾想到，在共产党的观点，他们从来不把新闻记者当作一回事的。

当“边区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届大会的时候，我以一个党报的记者身份去会见高岗（当时的议长），他站在大会堂前，披着军服，严肃的看着我，我本来早见过他，但是他装得对我毫不相识的样子，当我说明了来意后，他很不耐烦的说：“新闻记者的事，我们这里不管。”

“高议长，这不是你管不管的问题，这次参议会表现了我们边区的民主精神，应该向全国报导，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这关你啥事?”说着，他把头看向别处，耸耸肩膊，跟着就走开了。

我不知又为了什么原因，突然被中央组织部通知把我调到边区医院担任文书，当时边区医院已经迁到延安近郊，我只直觉的感到，我是被降级了。我又何曾想到，我已经在暗中被监视了，不久，我又被捕了。

边区保安处最初找我去谈话，一谈就谈了三个钟点，开始从我的家庭出身问起，后来就问我参加革命的历史，他们又问到我对某人的认识经过，和某次看某人的目的，我都一一照直说了。这时是由一位不十分重要的干部主持的，当他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叶薛敏这个人的时候，我说从不认识。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新哲学研究会”这个组织，我也说不知道。他绕绕圈子，又再重复的问我这些问题，我依然回答不知道。天啊，我委实一点也不知道啊!

审问的干部急得脸色发青，满面杀气，扬一扬手，招呼另外两位同志走开，然后，突然好像又变得很斯文的对我说：“你说，你照直说吧，这里没有别人，没有关系，我总帮你忙的，‘新哲学研究会’会员名单里有你的名字，你赖是赖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骗参加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

“我委实一点不知道，要我说什么?”

他狠狠的望了我两眼，又接上去说：“你好好说出来，立刻放你同去，否则的话，哼哼……。”

一会儿，一位面目姣好穿着整齐制服的中年人走进来，立刻，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就回避在一边，进来的人，我认识他就是周兴，当时是边区保安处长，他正对我怒目而视，最初审讯我的那位干部又走近来，轻轻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他阴险的对我说：“已经派人到边区医院拿你的铺盖了，住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舒服。”

现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带进一个漆黑的窑洞，我一进去，就摔了一交，刚一站起，又踢倒另一个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吗?”

他随手也回敬我一脚。

我定一定神，才朦胧的看出，这窑洞里，数数连我一共是十一个人。

接着，我的誧盖送来了，里面被翻得不成样子，再看看，我的读书笔记和几件较好的衣服都不见了。

犯人是被规定要劳动的，我们这一组是派在挖新窑洞，由武装士兵押着，我们一早就在警笛声中，匆匆集合出发工作，其中有几个犯人罪嫌较重，身上被套上红色的外农。除了偶尔相骂以外，犯人间不准交谈，所听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声音，我挖了不上十锄，手上就起了水泡，后来被派改充用筲箕搬运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我又开始被审讯了。

“在你的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的路，向党彻底坦白，另一条是毁灭的路……。”周兴一开始就对我这么说。我全身打了个冷颤。

“你不要狡滑，照直说了吧，在我们这里，铁打的、铜炼的都要软化的。’另一个干部又说。

“同志，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句话刚落口，周兴立刻吼起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参加过‘新哲学研究会’的小组会议?”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团体。”

“妈的，老子亲眼看过你们在十里铺（距延安东门外十里处）的一家小馆子集会。”

周兴身边冒出一个小干部，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起手边的一根粗杖，没头没脑的向我乱敲，崩、崩、崩，如雹子似的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我闭着眼睛，用全力支持住我的身体，耳朵嗡嗡的乱叫，等我睁开双眼时，周兴已经走开，那位执着棍杖的家伙还在继续的问：“你究竟说不说?”

我起初沉默了好一会，表示无言的抗议。当他继继问我的时候，我反问他：“同志，你刚才说见到我在十里铺开会，究竟是哪一天，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人?”

“你先说，我再告诉你。”

“我没有什么说的。”

他吆喝一声，几位武装同志七手八脚的把我拖到老虎凳上，双手吊起，大腿用绳子绑在凳上。上面坐着一个满面横肉的彪形大汉，然后将我的小腿用棍子往上撑，骨头吱吱的发出响声，在下面塞着砖块。

一块，两块，三块……。

“你说不说?”

“我不知道，同志……。”

“再加!”

我这时不知怎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他们以为我屈服了，又把我从瘫痪昏迷的状态中扶起来。

他们又继续对我进行疲劳审问，我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为了革命，参加党，受过千辛万苦，冒着无数艰险，为党工作，今天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对党依然没有怨言，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我是党的好儿女，我以为党为了保卫革命利益，对敌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们郑重的处理我的案子，如果证明我确有叛党行为，我愿以生命抵偿。”

在半个月以后，我们这个窟洞内，提出两个犯人，不知他们是被处决了，还是被释放了，反正不会有人知道的。另外，我们这窟洞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犯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劳志修，江西人，他一进来以后，就常常发牢骚，把共产党骂不绝口，他骂的时候，别的犯人就向他伸伸舌头。后来不久之后，这位劳志修就找机会和我接近，对我表示十分“同情”的样子。我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家伙，后来他更大胆地向我谈起党的路线问题，说党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我力斥他的观点错误。他屡次纠缠我，屡次又被我用党的观点驳得他哑口无言。有一次我很不在意的问他：“同志，你是什么罪嫌被捕的?”

他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才想出一个罪名来：“哈哈，我也是政治犯!”

他的马脚已经完全露出来了。

他住了大概只有十天，后来就不见了。我相信这个假犯人出去之后，一定很帮了我的忙，因为他可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的腿部渐渐松动，又恢复了劳动。两个月以后，我由边区保安处递解到中央组织部，离开边区保安处的时候，我奉命具了一个结，不得将内部的情形泄漏，否则要受革命纪律最严厉的制裁。一到组织部，我就等于被释放了，这次和我谈话的是乐少华，因为我在狱中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我表示我始终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表示我对于自己个人这次冤狱并无怨言。假如党给我一次最后的机会，我愿意到任何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为党作一次最后的表现，甚至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顾……。

乐少华把我这封信转呈上去，中央组织部再交给乐少华处理，要他签具意见，同时并负责重新审查我的党员资格。

乐少华和我谈过几次话后，他为了谨慎起见，决定暂时停止了我的党籍，但是却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意见。

“你到安徽蚌埠去，准备做高冠吾（当时伪组织的“安徽省长”）的工作，这一工作十分艰巨，你先要打进他的公馆做一个时期工役，你的任务是掩护……，详细的情形你一到蚌埠就写封简单的信给西成巷二十七号之邝发盛先生，你本人千万别去那儿，自会有人来找你，然后，他们会指示你一切的……。”他一面吩咐，一面接上去又说：“你到蚌埠的时候，不要住在旅馆里。”

“但是，我在蚌埠并没有熟识的亲戚朋友呀!”

“那么——”他皱眉头，犹豫了片刻再说：“有一个伪区长，你可以先住到他家里，不过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到西安办事处再说，我另外写信给西安办事处的柳树春同志。”

他可能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的，因此又假作慈悲的说：“不要过分紧张，这工作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他拿出一叠老法币，数一数一共是二十六元，对我说：“这是你的路费。”

这已经是延安的春夏季节，河水已经解冻了，河身虽阔，但水倒极浅，有时水不过膝，站在浮桥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底的石子，有时发水时，水又流得十分湍急。

这时延安中共当局正在组织生产运动，这真是一幕骗人的大喜剧，毛泽东和朱德在自己园内种了几棵花，就算起了“带头作用”，所有的干部、士兵、学生们一律抬着大粪，扛着锄头，上山开荒。原因据说是为了“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以求“自给自足”。

我们还记得，党不是在不久前还宣传过边区是“丰衣足食、物产丰富”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吗?曾几何时，我们党又要号召“克服困难”了，纵然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那也仅仅只限于工业日用品方面，何以我们的粮食和蔬菜都发生问题了?反正一般的中共干部都是善于健忘的，他们对于党昨天所说的话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管党昨天说些什么，或者党今天说些什么，他们总是跟着一步一趋，一点不能走样，实际上他们只有那么一点小天地啊!

毛泽东的兴致倒很好，当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军民整天汗流浃背的时候，他这时还有闲情逸致乘车兜风，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一部小包车了，这车是海外华侨献给抗日将士作救护车用的，车过延安，就由毛留作私人座车了，车上永远是老毛携着江青和一位司机两位卫士，我在延安初见江青时，她着海勃绒大衣，这时已换上另一套深红色的春装，她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当时影人袁牧之，要以毛和江青为男女主角，拍一部影片，据说是为了作干部“示范”的，毛泽东或许是出自好奇心，一口答应了，延安是没有摄影场的，因此他和江青每天照例要到南门外大校场上，忸怩作态登场。我这时因为快要离开延安，没有参加生产运动，就常到南门外去看毛主席拍片子，他所拍的这部片子，后来不知怎的胎死腹中。

王明这时也在延安，他倒时常独自漫步在街头，也不带一个警卫员，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当时延安有些干部在背地议论，对毛泽东和江青同居的事颇表不满，其中一位同志就说：“王明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我快要离开延安的前几天，有一位同志偷偷对我说：“你不妨去找王明同志谈谈，或许——”

他以下没有说，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或许洗一洗你的委屈。”但是我一直没有这样做。

再会吧，延安。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间，我在延安一共住了一年半，在一年半中间，竞发生了许多的事故，现在我能对延安说些什么呢?在当时，这城市不失为一个有朝气的地方，尽管我有许多辛酸的不幸的遭遇，我还是爱它的，何况，我觉得，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浪潮中，个人的微波又算得什么呢!更何况，我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参加革命的呀。我怀着个人沉痛的创伤，但是在政治上，我的脚步还是稳定的，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我离开了延安。

海阔天空，人事茫茫，我这个年轻的孩子，过去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委身在组织中间，现在，我又要重新摸索了。

离开陕北边区，到了洛川，就又被国民党逮捕了，他们当时要把我送到咸阳的集中营受训。我当时决心坚持我的理想，到了三原，我就逃脱国民党的监视，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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