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美国军工在911后发生巨变不只是规模上

2021年9月6日星期一

WSJ:美国军工在911后发生巨变不只是规模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了联邦政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支出狂潮，改变了私营部门、华盛顿周边的生态，以及美国人与政府的关系。

两大内阁部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这是在恐怖袭击后成立的新部门，以整合了一些现有的反恐机构）可支配的资金巨量增长，因为美国政府准备打两场长期的战争，一场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小型、分散的恐怖分子网络开展行动，另一场是要加固后方以应对未来的袭击。

2001年，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削减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缩减至越战争最激烈时的三分之一以下，不到里根时期的一半。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军费削减视为“和平红利”，并表示希望冷战结束后将迎来一个繁荣的时代，军费可以重新用于社会服务和减税。

“911改变了一切，”霍克·卡莱尔(Hawk Carlisle)说。他是一名退役的空军将军，现在担任代表国防工业的贸易集团-，国防工业协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这支军队长期专注于牵制苏联，并曾短暂地将重心转向维和和人道主义援助，但突然面临着一项截然不同的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恐怖主义”。

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十年里，美国的军事开支按绝对值计算翻了一番多，达到7,000亿美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20%。2011年，美国的军事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的19.6%，达到峰值，约占GDP的4.6%。

到2020年，军事开支又下降到联邦总开支的11%，占GDP的3.5%。

安全承包商说，911事件后的支出激增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卡莱尔指出，“这些钱都花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和惊人的能力上，但却是为了另一个环境，反恐环境，用在了中东。”

随着商业公司竞标开发下一代安全能力的新合同，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私营部门。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2001年，国防部与大约46,000个承包商签订了1810亿美元的合同。到2011年，当战争和安全支出的增长达到顶点时，国防部对超过11万家公司有3750亿美元的合同。

其中一家是灯塔互动系统公司（Beacon Interactive Systems），在911之前，这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小型精品软件公司，帮助MetLife公司和IBM等公司提供定制技术解决方案。

公司的共同所有者麦基（ML Mackey）和迈克尔·麦克尤恩，将他们的公司转变为一个军事承包商，为美国海军和空军开发专业软件。

“911事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了国防市场，”麦基女士说，她的公司现在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办公室，雇员人数几乎是转入政府安全领域之前的两倍。

尽管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供应链遍及全国和全球，但经济收益最集中的还是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那里的承包商可以找到廉价的办公空间，而且可以快速往返于五角大楼或华盛顿市中心。

政府支出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在华盛顿及周边地区，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合同每年平均增长就有约15%，而这一地区联邦劳动力工资每年仅增长1.5%。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如此，华盛顿的地区经济在2001年至2011年间成为全美最热门的地区。

自 9/11 以来，许多美国军事和情报承包商扩大了在弗吉尼亚北部的业务，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年里推动了那里的建筑热潮。

政府尤其依赖那些能够为员工提供专业技能的承包商，分析师、工程师、顾问和开发人员，来从事情报和国家安全项目的工作。

例如，CACI国际公司(CACI International Inc.)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从联邦政府资助的非盈利机构兰德公司剥离出来的，目的是将公司开发的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商业化，并于1968年上市，上世纪70年代将总部从加州迁至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

2000年9月11日之前，这家公司还只是中等规模的政府承包商，与联邦政府签订了约2.3亿美元的合同。

如今，CACI国际是一家价值近60亿美元的公司，手里的联邦合同价值约30亿美元，使之成为第21大政府主承包商。公司为政府提供信息技术、工程、网络和监视能力，主要是为国防部和情报部门。

自9/11以来，这家公司已经收购了国防、情报和计算机技术行业的36家公司，并于5月在弗吉尼亚州莱斯顿开设了占地13.5万平方英尺的总部。

911事件后，许多国防和情报能力，是为了满足美国新的安全需求。“反恐战争”要求识别混入当地人口的小型恐怖网络。为了搜寻出恐怖分子，美国的政策要求建立庞大的新数据库和强大的情报收集机构，从普通民众中提取出恐怖分子的模式和特征，并确保航空和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安全。

“你可以想象我在1983年的任务是什么，”罗伯特·卡迪罗说，他在冷战结束时是一名图像分析师，后来升任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我们只是盯着一个国家，苏联”。

“现在回到911之后，你想让我们追踪人？或一个小团体，他们可能在德国的公寓或阿富汗山区的营地里？你可以想象，情报界必须发生全面的巨大变化，因为我们并不适合执行这项新任务，”2019年从政府退休的卡迪罗说。

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获得无人机等新能力，以对小型、灵活的群体进行新型监视和侦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和重建工作，对后勤、支持服务、基地安全以及其他主要由承包商承担的工作产生了新的需求。

在美国国内，政府在监管航空旅行等行业的安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根据2001年10月通过的《美国爱国者法案》等法律获得了新的反恐权力。其中包括收集大量美国公民的数据，将他们的名字与新创建的观察名单和禁飞数据库进行比较。

此外，美国情报当局还秘密扩大了获取美国人通信记录的权限，并在有限的情况下，不需要授权就可以窃听他们的电话。

“9/11之后，情报数据和分析项目有了大规模的扩展，”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执行主任艾伦·巴特勒说。这个中心倡导加强公民自由和隐私保护，他说，一个大趋势是，从针对特定个人的有针对性的监测转向旨在从全民数据中收集信息的大规模监测。

许多涉及美国人的最具侵入性的情报项目，在公众多年的强烈抗议后，在过去十年中都已被终止。但政府为国家安全目的收集的数据总量，一直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