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共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遭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官方通报中,使用了许多严厉的用词指控孙力军,包括“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对此,《大纪元时报》的评论员李沐阳今(1)日分析,孙力军犯了两个当局认定的重罪:一、习近平行刺事件。二、孙力军“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李沐阳认为,通报中的第一句“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表述十分罕见,这样的用词只有用在对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的“双开”通报中,而这有可能代表,孙力军和王立科的落马有关。
李沐阳援引中共内部的《早会通报》,通报指出,其中原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长罗文进与湖北武汉老乡、前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密谋,准备在2017年习近平在南京公祭时行刺。后来两人事迹败露,移交调查。过了2个月,罗文进的上司王立科主动投案自首。李沐阳根据时间判断,王立科对行刺事件极有可能知情,更参与其中。
李沐阳根据孙力军的履历推测:“他是2007年被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调入北京,随后一路高升。2013年成为公安部一局局长,2016年跻身公安部领导之列。”,再参照中共通报中,对孙力军的指控“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危害政治安全”。
李沐阳认为,孙力军和王立科、罗文进两人属于同一系统,极有可能接触。,而“团伙”可能就暗指三人的串通,意指习近平的行刺事件,和孙力军脱不了干系。
此外,李沐阳指出孙力军的另一项重罪“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根据通报中的描述,说孙力军“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他认为,所谓的“涉密材料”可能和新冠病毒有关。
李沐阳指出,在去年4月中旬以前,G7国家的高层斗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国武汉P4实验室对冠状病毒的检验报告。随后,美国、法国、德国等多国皆出来要中国针对新冠病毒源头“踹共”,并表示会对此进行调查。
李沐阳认为,欧美国家的反应,显然是被那份武汉 P4实验室的病毒检验报告震惊了,所以才要求中共必须说清楚。
那报告到底从何而来,李沐阳指出,“2020年1月20日,中共第一次对外公布了疫情,武汉爆发的病毒人传人。”、“而实际上,在中共通报之前,武汉的疫情已经大面积发生了,当时的场面几乎震惊了世界。2月上旬,孙力军被派赴武汉‘督导当地防疫工作’。在2月10日的央视新闻中,孙力军就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
李沐阳进一步表示:“孙力军落马前是公安部副部长,权力极大,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秘密警察的头子,所以我认为,他一定能够接触到武汉疫情的核心机密。”另外,香港电子工业实业家袁弓夷爆料:“孙力军正是在武汉督导防疫时,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北京当局隐瞒疫情并谎报数据等实质证据。孙力军试图通过秘密途径,将掌握在手的第一手材料交给他在澳洲的妻子保存,不料被澳洲情报部门截获了。”
虽然此消息上无法证实,但“第一个呼吁国际独立调查病毒源头的,就是澳洲莫里森政府。”让李沐阳相信,“是莫里森政府看到了孙力军转移到国外的实质证据,然后才做出相应的举动。”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习近平近两年没有出国访查的原因。
李沐阳还指出,除了上述两大重罪,孙力军还犯了许多“死有余辜”的罪名,包括反送中期间,他曾派遣武警秘密潜入香港,用超限战的手法,对和平抗争的香港市民进行打击等等。所以,李沐阳认为:“孙力军的落马,表面看可能是涉及了前面分析的两大重罪。但如果从天理报应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天理昭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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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头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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