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花电视
并非如此，中华文化【相关阅读: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是以文化异同，而不是像西方以血缘、种族异同做区分。正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也就是所谓的「夷夏之辨」。也因此，中华文化没有产生将特定族群赶尽杀绝的种族主义。相反，中国还有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而互相同化的现象，无论是楚庄王的「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到成为春秋五霸问鼎中原，或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亦或是唐代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等，自春秋以降，一路经过魏晋、隋唐．．．中华民族的建构就是在积年累月的文化认同中形成，而不是基於血统论区分建构而成的。
以现今角度来看，「夷夏之辨」一词不免带有歧视意味，但若站在思想交流不如今日频繁的过往二千年前之时空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文明与野蛮的分别，也并非中华的专利，西方人在古代也会区分「文明」与「野蛮」。至今仍有一历史名词曰「蛮族大迁徙」（Barbarian Invasions），而「蛮族」一词正源自古希腊人对周边民族之蔑称，而到了罗马时代，罗马人亦称帝国疆域外的民族为「蛮族」（《西洋中古史》），即是如此。
当然，回到今日国际社会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夷夏」之中的歧视成分自然必须去掉，就如同今日西方不再以文明与野蛮称呼其他民族的人。
迷思二：中国儒家思想，是服务专制、代表专制与落後的文化？
儒家思想所要服务的是「仁」的核心价值，无关民主或专制制度，但在民主的环境下，儒家「仁」的价值比专制更容易被体现。
若儒家思想真是代表专制的文化，是服务专制体制的思想，则何以解释《孟子》中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呢？
在儒家经典《孟子》中，孟子将「以臣弑君」的汤武革命诠释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贵君轻」以及「未闻弑君」等语的思想，是不利於专制，且为人民革命推翻暴政带来合法性的，要说儒家文化是为了服务专制的文化，岂不是逻辑矛盾？
无论是孔子所推崇的周朝礼乐，抑或是孟子所提倡的民贵君轻，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也并非针对民主、专制或封建制度，而在於恢复人心固有道德，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以促成大同之世。其奉为圭臬的中心思想以及所服务的对象是「仁」，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哲学的概念，与今日的专制或民主体制无关。
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儒家「君臣父子」、「民贵君轻」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并存，其因在此。而君王为了稳定帝王统治，则以「君臣父子」为训；草民希望推翻暴政，则以「汤武革命」为号召。
与西方比较思想文化的先进与落後，更是令人感到奇怪。所谓文化，乃一民族在特定时空活动所累积的人文结晶，思想则是在此特定时空活动所发展成的思维结晶。真要比较，也只有系统完不完善，逻辑缜不缜密之比较。何能用鸦片战争之成败，以及科技发展的先进与落後，去决定其思想与文化的先进与落後？难道一个发明超级科技，而一年四季都将其用於内外征战的文明，就代表他们的思想文化是先进的吗？无论对於中国或西方而言，这不是都说不通吗？由此看来，思想与文化的先进与落後之说，也只是一个重大的思考误区。更不能说君主帝制用儒家的「五伦观」来做为稳定社会之利器，就说这是儒家的错误，凡事要对儒家真正理解再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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